【讨论】十六大后中国地方政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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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自仁调南京军区 王继堂任驻港部队司令员(附简历)

中新社香港一月二十三日电(记者董会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对外发言人冯巍上校今天披露：经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刘书田上将日前专程抵达香港，宣布中央军委关于香港驻军司令员调整的命令。

　　近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命令，任命香港驻军司令员熊自仁中将为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同时任命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王继堂少将为香港驻军司令员。

　　刘书田上将今天在香港驻军政治委员王玉发少将陪同下，率熊自仁中将和王继堂少将拜会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刘书田上将向行政长官通报了香港驻军司令员调整的情况，并对行政长官、特区政府给予驻军工作的一贯支持和关心表示衷心感谢。

　　董建华对刘书田上将莅临香港表示欢迎，并对熊自仁中将荣任和王继堂少将履新表示祝贺。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林焕光及保安局署理常任秘书长汤显明参加了会见。

　　熊自仁中将在离开香港前，通过驻军对外发言人，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对他在香港工作期间的支持，感谢香港市民对香港驻军官兵的理解与关心。

　　新任香港驻军司令员王继堂少将表示：香港驻军将一如既往地严格依照《基本法》、《驻军法》履行职责，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完)

　　新任香港驻军司令员王继堂简况
王继堂，一九四六年八月出生，山西晋城人，少将军衔。大学学历，两次入国防大学学习。历任作训参谋、科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大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长、集团军参谋长、大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省军区司令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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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地方换届有几大特点

1、年轻干部走上前台——突破“心理极限”的青年市长

　　1月21日晚，当本报记者致电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试图了解被外界称为其高层的陆昊的一些情况时，厉以宁只说了一句话，“不谈，不谈，哪有时间谈这些？”　　

　　就在2天前，“年仅”35岁的陆昊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引起轰动。虽然近年来人们渐渐习惯于40岁出头的官员走上省部级岗位，但陆昊的当选还是给人们的旧有认识造成了强烈冲击--毕竟，35岁还属于“青年”的范畴，还常常被人唤作“小伙子”。

　　1998年5月，陆昊以北京制呢厂厂长的身份和其他几位国企负责人受到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接见，并汇报了国企改革和生产经营的情况。

　　同年，陆昊当选为“北京十大杰出青年”，颁奖词是这样评价他的：“担任企业领导后，十分重视和强调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权，始终认为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中十分必要。”

　　颁奖词还说：“1997年实现利润704万元，超额完成了市政府减员增效的盈利目标，从亏损户变为盈利企业。

　　1998年12月，陆昊升任北京市纺织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次年转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后任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当时正赶上国务院批复加快中关村建设，中关村成了北京市战略发展的一个焦点，陆昊在管委会负责人的位置上格外引人注目。

　　至今年1月19日当选北京市副市长，陆昊的经历可以说“一帆风顺”。显然，“35岁的副市长”打破了人们对中国省部级干部的旧有认知，一些人很自然地猜测：除了能力以外，他是不是获得了“其他方面的力量”的扶助？而更多的人则认为，陆昊当选面临的，是更多的责任和挑战。

　　“作为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既要解决老问题，又要发展北京现代制造业，他担子不轻。”北京市政界的一位人士说。据记者了解，陆昊当年任职的北京制呢厂，在其离开5年后，目前也处于困境中，相当一部分车间机器停转。

　　后备干部走上前台

　　“我不感到意外。”相比于一般人的凉讶，史卫民对陆昊当选很平静。史卫民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他也正在关注目前进行的各种换届选举。

　　史卫民说，实际上在这次各地换届选举前，中央对干部年轻化已经作了明确的要求。

　　据了解，早在去年8月份，中央就对2003年省级换届工作提出了关于青年干部指标的硬性规定。

　　对人大也有了相应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55岁左右的应占五分之一以上，其中副主任应有55岁左右的同志。

　　“这和以前不同，以前人大系统不强调年轻化，现在也强调了，人大系统领导层的年龄被大大降低了。”专家分析说。

　　“中央强调年轻化，是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干部队伍的梯队式结构，”史卫民说，“在—个班子里面有60岁的，也有50岁、40岁的，形成梯队式结构，这样就比较合理，也比较有活力。”

　　从目前来看，新选出来的省级政府领导班子基本上都配备了45岁左右的年轻干部。广东省副省长李鸿忠现年46岁，四川省副省长黄小洋也是46岁，是社科院博士。

　　“当然，陆昊35岁当选副省级干部还是少见，按照常规程序，35岁很难做到这个位置。”一位研究者说，“但是他的当选在各地纷纷换届的背景下还是有象征意义，表明了我们选人标准的一些趋向。在陆昊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大批40多岁的年轻而又有活力的干部。”

　　史卫民指出，今年地方换届选举，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领导班子已经形成了梯队式结构，而“这在上一届还没有这么明显”。

　　有观察家指出，这种梯队式结构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后备干部制度，后备干部的选拔、任用、储备、培训、学习、任职锻炼都有了一系列的规范。

　　专家称，后备干部制度从1983年即已建立，当时发了一个关于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的文件。2000年9月2日，中组部印发《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暂行条例》，后备干部制度建设已具雏形。

　　有人士注意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共青团一直是后备干部制度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数十年来不断地给党政系统输送各种人才。在这次地方换届中，不少被提拔起来的干部都有共青团的工作经历。比如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新任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曾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新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感激共青团的工作经历，称共青团生涯给其从政生涯奠定了一个基础。

　　2、省委书记纷纷兼任人大主任

　　据了解，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换届选举在这一个多月里将陆续进行，上海、山东、江苏3个省市稍晚，可能在2月份举行。

　　史卫民认为，从目前已经进行的换届工作来看，新的地方领导在学历方面比上届有了明显的提高。以广东、河北、陕西、云南、四川5个省来看，43名省长、副省长中，研究生学历有19人，占44%，其中博士研究生5人，四川一个省就育2名博士省长。19名研究生学历的干部有9人是在中央党校拿到的文凭。

　　有关人士介绍，这次地方换届还有一个特点，除了书记是政治局成员的不兼任人大主任以外，其他的省(市)人大主任普遍都由书记兼任。

　　据介绍，本次换届确定了一个原则：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党委书记的省、直辖市外，其他省、直辖市宜提名党委书记作为同一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人选。同时规定，各民族自治区是否提名党委书记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人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确定。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指出，有很长时间，地方人大主任一般是一线工作的同志在退居二线时进行过渡的职位。

　　史卫民说，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从1992年则就开始了，其中有一些争议，争议最多的不是在省级和市级，主要是县乡。这次换届规定省级的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对市县乡没有硬注规定，但中国的事往往容易上行下效。

　　专家认为，人大主任由党委书记兼任可以起到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党委书记是地方的一把手，亲自抓人大工作，是对人大工作、对立法工作的重视。

　　谢春涛也指出，这样便于把党的意志通过国家机构变成国家的意志，有其好的一面。

　　但也有部分专家认为，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之后，如何保证有充足的精力兼顾两个重要岗位的工作，如何使几套系统各自充分有效地运行，这些问题可能还需要考虑。

　　3、突发新闻增多

　　“今年各地换届选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新闻比较多。”一位研究人士说。他指的新闻，除了陆昊当选外，还有岳阳市市长选举的一波三折，有作为省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的湖南省娄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翰屏的落选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情况的出现很正常，一方面代表的民主素质确实在提高，另一方面有关方面工作可能没有做好，造成代表的逆反心理，或者有关方面推出的候选人确实不能为代表接受。”他进一步指出，无论谁当选，只要程序合法就无可指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认为，发生这些事情有两个大的背景。一个是入世后，公众高度关注政府改革，发生这样的事情，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会把事件放大；另一个背景是，自1998年以来，各方面的改革也在促进依法治国落到实处，5年来，政府上下、内外都在加强这种权利意识。

　　“尤其是十六大以后，大家的民主权利意识越来越突出，而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把政治文明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来，而且要求20年中要有大的成就，并将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公众对于新产生均当地领导班子显然有了进—步的要求。作为公众选出来的官员，自身应该是向公众公开的，应该把自己的基本资讯告诉公众，接受公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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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军连任南京市长 胡序建当选南京市人大主任

中新网1月23日电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3日选举胡序建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罗志军为市长。

　　罗志军，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一九六八年二月参加工作，一九六九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青年报秘书长，共青团中央常委、事业发展部部长，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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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改革引发争议的吕日周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中新网1月23日电 中共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在日前结束的山西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当选省政协副主席。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介绍，吕日周，1969年山西大学毕业；1983年任中共原平县县委书记；1989年任中共朔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0年后，先后任山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2002年2月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

　　到任长治后，吕日周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同时也引出了许多争议。

　　在刚刚过去的2002年，中国国内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吕日周“为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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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日周纪事（不可不读，建议所有网友读一下）
　　
    1、从李向南到吕日周

　　在长治市新闻中心工作人员武素萍的记忆中，自《羊城晚报》今年5月初首次充满热情地报道市委书记吕日周的政治实践之后，她似乎每天都要接待两三家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记者。尽管随后的大多数报道基本是《羊城晚报》报道的翻版，但那些雷同的描述并不妨害一个事实——吕日周走着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治政之路。

　　长治正成为一个象征。中国的传媒人在长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动。尤其是一些地方报纸，动辄以十几个版面的篇幅推出吕日周专题，对这位地方官员的品质与智慧推崇有加。而《南风窗》刊发的吕日周下乡笔记《太行山的十一个寒夜》，更是使很多读者泪流满面——从那些朴素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勇气过人的市季书记的另一面：久违的焦裕禄和孔繁森的影子。

　　然而，现实中的吕日周充满争议。

　　吕日周的仕途与中国的改革节奏非常吻合。1983年，在山西省委农工部工作的吕日周，被破格安排到山西省惟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根据当地农民的改革实践，创造发展了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三年之后，他使穷困的原平县“咸鱼翻生”，实现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12个县的总和。柯云路成名作《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改革经历即取材于此。作为李向南的原型，吕日周成为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和一代改革者的缩影。1989年，吕升任朔州(地级)市长。

　　当迷恋上大气功师的柯云路的作品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时，官越做越大的吕日周也从“新星”变成了“老星”，但其抱负不减当年。在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里，吕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著述甚丰。据说，那10年他把中央政策研究透了，很多想法与中央的部署不谋而合，甚至还稍稍超前，同僚们直说他“中央有人”。

　　在山西当今官员队伍中，196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吕日周是公认的调研与写作奇才，而且非常善于演讲。早年在雁北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时，他的文章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并被选入中学教材。从参加工作到1999年底，吕日周正式出版改革发展方面的专著18部，计500余万字。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吕日周更像一个思想家。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位长于理性思维的官员，其工作方式往往被下级官员视为简单粗暴和一厢情愿。当他成为地方利益格局调整的决定性力量的时候，他最擅长的似乎就是破坏官场生态和固有的游戏规则。吕日周在山西原平县就是这样的角色，现在官至正厅、市委书记，人也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仍被一些人称为“不成熟的政治家”。

　　两年的极限实验——吕日周2000年2月12日起担任长治市委书记——已经让许多人疲惫，尽管它在长治创造了某种奇迹。有人说，这际上在长治推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人治”和“权治”。

　　2、“极端”吕日周：马甲、自行车和党课

　　今年3月，吕日周在长治推行“不文明马甲”，堪称惊世骇俗之举。那些有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等十种不文明行为者，一经发现，即被罚穿印有“不文明行为人”字样的马甲。一旦穿上这种马甲，不但要课以罚款，还要“株连”单位领导等一起在媒体曝光。此举引来了方方面面的批评，但它的确使一个混乱肮脏的城市变得整洁起来，据说马路上仅有的几个烟头，也被天天一大早出门捡垃圾的吕书记捡走了。

　　“不文明马甲”最终被取消，不过吕日周还有其它办法。一位出租车司机说，老吕抓市容市貌，天天早晨满大街上转，遇到垃圾就捡，看到下水道堵塞就下手掏，捡完掏完就拿出本子记。到后来，就有一大堆领导跟在他后面捡垃圾。所有的单位都小心翼翼，生怕被市委书记扫了自己的门前雪。但是，诸如此类市政方面的着数，与吕日周在政治领域的“创造”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纵然吕日周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官员，但他在上任之初那种张扬与无所顾忌还是出乎人们的想像。2000年2月26日，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吕日周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刚刚面对的长治官员队伍：“精力不够集中，方法简单化；‘官场经济’表现不少，‘官品’观念纠正不多；琢磨人的不少，琢磨事的不多；跑领导的不少，跑市场的不多；争功的人不少，揽责任的人不多；碌碌无为的不少，敢作敢为的不多。”“干部没有朝气，只有暮气，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是傍晚将西落的太阳，甚至已经落山了，看不见光明。”

　　这样的开场白，几乎就是对长治的全盘否定。这还不够，吕日周又尖锐地指出，某些官员搞的是“四个代表”——一代表自己，二代表老婆，三代表子女，四代表情人。听者一片哗然。

　　当时吕日周面对的长治，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省份中的欠发达市。1999年，该市在全国224个地级市中排名第156位，在全省6个省辖市中，其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值三项指标分别排在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在他眼前的长治政坛，不良的风气像瘴气一样悬浮，使他焦急而愤怒：“作为长治的干部，看着长治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又怎能安步当车，不思进取？！”

　　然而，愤怒并不能驱逐和改变那些已成痼疾的懒惰与无责任倾向。他决意从整顿公务员队伍、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着手改革。他认为，制约长治发展的最大顽症就是“懒”，“群众懒是由党员造成的，党员懒是由干部造成的，干部懒是由班子造成的，班子懒是由一把手造成的。懒干部造成懒环境，懒环境造成了长治的懒步伐。”

　　他带头治懒，骑自行车下乡。据说，有一天吕日周骑着自行车来到壶关县，看大门的根本不相信是市委书记来了，就是不让进，更让县领导尴尬的是，吕日周骑车来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坐自己的高级轿车，于是到处找自行车骑。但有些人当领导时间长了，自行车已经把持不住。

　　而吕日周一天骑个百八十里是家常便饭。去年五·一长假，吕日周带着一位干事下乡——由于平时政务繁忙，他一般是利用节假日下乡——六天骑了500里，还专拣偏远山道走。他说，长治的出路，就在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和人民，我们怎么制定政策？制定出的政策又怎能起到积极效果？人民又怎能对我们满意？怎么会对我们共产党人和干部有感情？”

　　一些人说，或许老吕是真不想做那种被老百姓戏称的“蜻蜓干部”——“坐在车里转，隔着玻璃看，支书家里好吃饭，拍拍肩膀好好干”——但有车不坐，岂不更影响效率？老吕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吕日周置若罔闻，继续骑他的自行车，用双脚与“蜻蜓干部”的四个轮子赛跑。跟随他下过乡的干事说，回来后屁股往往要疼好几天。

　　吕日周治懒的另一绝，就是讲党课。他上课的时间都是选择在早晨五六点钟，据说听者最多可达数千人，一片睡眼惺忪。听书记讲完课，大家正好接着打扫卫生，然后正点上班。他每个月要讲七八次党课，走到农村就在农村讲，走到矿山就在矿山讲，不用讲稿，即兴发挥。

　　3、下乡的两种版本

　　一个著名的细节发生在吕日周的下乡期间。去年腊月二十八，吕日周提出到长治最贫困地方看看。他们一行人来到太行山深处的沁县新店村，召集了12名老人表困难、提意见。老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官，紧张不安地说几句市委市府领导英明，没啥困难，其它就不再说什么。眼看天近晌午，吕日周就说，大家一起吃个饭吧，拿起窝窝头就啃。老八路杨耀庭夹起一筷子酸菜，就想往吕日周的碗里送，可手抖得厉害，菜突然掉在了满是泥土的地上。老人难堪得很，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谁知吕日周竟伏下身去一把捡起来，一口吃掉。在场的很多老人，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几十年的干群隔阂，让老吕的一口菜给抹平了。

　　杨耀庭说，快过年了，老伴想给他添件新衣服，但翻箱倒柜也只找出一块两毛钱，只好买了双袜子，算是过年的新衣了，“吕书记，你是咱老百姓的官，我想问你，政府说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什么我这个为革命负过五次伤的人还翻不了身呢？”

　　吕日周坐不住了。他给老人们深鞠一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作为长治的一把手，我对不起大家。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如人意，根本问题是干部与人民的要求有差距。”走的时候，他掏出身上的1000元钱送给杨耀庭：“收下吧，这是人民发给我的工资。”

　　不止一个人给记者讲过这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记者相信这样的故事在吕日周身上肯定经常发生。但是，在长治，也有人给我讲了下乡的另一种版本。大意是说，吕日周每次下乡吃饭，必然要对在座者拼命灌酒，要求大家说出对谁有意见，然后一一记录，回头就开始对照记录“整顿”。吕日周下乡嘘寒问暖，实为明查暗访，他利用这种手法，已经处理了相当一批不称职的干部。

　　不过，这两种含义不同的版本都反映出同一个动机——吕日周整肃干部队伍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在今年5月29日的全市各级机关作风整顿动员大会上，他说，要实现7年时间再造一个长治的目标——财政收入由原来的14亿变成5年后的28亿，今年必须完成20亿——要求干部必须有一个好的作风，要有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早起迟睡的思想、身先士卒的行为。“今年一年要修水泥路，大约需要人民币十亿左右，不靠变作风，哪来这十亿人民币呀！”

　　从今年1月到5月，长治市先后有800多名干部由于“工作不力”受到批评，160多人丢了官职。在这800多人中，很多是角色的开关还没有来得及扳转就被当头一棒。

　　4、传媒治市

　　长治大大小小的官员，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看《长治日报》。他们并不是特别关心国内外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在看吕日周是否又在报纸上点了自己的名。

　　8月8日，长治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举着当天的报纸对记者说：“你看看你看看，沁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公开检查。”

　　两个官员的两篇检查，占去了第一版的三分之一版面，原因是在全市“村村通”工程检查中，沁县工程进度慢，完成里程全市倒数第一。当天上午，吕日周就对此做了批示；当天下午，市委、市政府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吕日周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要求全系统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深入沁县查找懒的问题，分析懒的原因，促进沁县各项工作的发展。

　　第二天，长治市各职能部门和直属单位由主要负责人带队，全部深入沁县，按照吕日周的要求“查懒”，工作方式就是“深入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反映，从本系统入手，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剖析原因，解决问题”，事后要写出调研报告。这是典型的吕日周风格。当然，他还忘不了嘱咐大家，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深入基层九条铁律办事，不给对口单位和基层群众增加任何麻烦。

　　同时，《长治日报》追踪报道，发表评论员文章，大造“查懒”声势。

　　长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回忆说，吕日周上任第三天，就召集报社主要领导人座谈。与其说是座谈，还不如说是批判。吕日周说，《长治日报》不能做老好人，不能谨小慎微，要求他们办一张能够改良长治新闻空气和政治空气的“真正的报纸”。

　　有市委书记撑腰，报社胆子大了一些。2000年4月12日，《上党晚报》报道了壶关县某乡党委书记在工作时间聚赌被捉的消息。当天吕日周批示：“抓住反面典型，一追到底，全市人民展开讨论，怎么处理这个乡书记。”《长治日报》从第二天开始在头版展开大讨论。最终，那位乡书记被免职。在此之后，《长治日报》不断出击，连战连捷。

　　2000年8月，中共长治市委宣传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的暂行办法》，要求除涉及国家安全、机要和保密工作外，一切公务活动都必须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吕日周说，在长治，不允许有不接受新闻监督的单位，不允许有抵触新闻监督的个人，不允许有对新闻监督弄虚作假的行为。

　　吕日周每天早上6点必须看到《长治日报》，并当即做批示，上班后就责令有关部门迅速落实解决方案。市委书记对新闻监督的重视，大大出乎长治日报社领导层的意料。总编辑弓德旺说，他们对吕书记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对吕日周所要求的新闻监督也有一个从不得力到得力、从不经常到经常的过程。“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吕日周对《长治日报》依旧不满意。从吕日周2000年8月以来的一些批示中，足以看出这位市委书记对《长治日报》的身心投入。

　　——“贵报内容离长治太远，如再不改，就改名叫《世界晚报》。”

　　——“我已多次批示，不作无头案报道，你们为什么不听？这是无能的表现。今天一上班，两报全体开会，检讨报纸。”

　　——“尚书记(主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我曾批示50-60次，但是只要我不批示，稿子就变样，就没有新闻监督的内容。你可否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主编，谁能把《长治日报》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监督报(就用谁)，否则人们来长治学习什么？”

　　——“死人办报纸，官话连篇，没有新意，只有死味！总结不出教训，此栏停办。”

　　——“从这张报纸看，长治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好东西。可爱的总编，你们骗得我多高兴，长治形势没问题，不需要监督。卢书记，先宣传部，后报社传达我的意见。这张报纸在走下坡路；办报的旧思想病复发了，又走了官僚式的道路。把官放在前，民放在后；‘会’放在前，‘市’放在后；‘吹’放在前，‘揭’放在后；不深入，不研究，不分析，照样照登，何其省脑、省心、省力。如再不纠正，谁看这张报？不在办报上下工夫，只在卖报上喊嗓子，是笨人！活人办死报！整顿一星期，清退无能者，大范围吸收人才！”

　　有一天早晨5点，吕日周就把总编辑叫到办公室：“这是一份由无能总编、无能编辑、无能记者办的无能报纸！”不仅如此，他还在大会上公开批评《长治日报》。

　　在这种情势之下的《长治日报》，有些人心里难免犯嘀咕：作为一份地方党报，批评各个部门等于堵塞自己的财路，以后的发行和广告怎么办？何况，他们面对的还是一个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地方政体。

　　最终，一位出色的领导者的能力和决心，在这种混沌封闭的环境中显现了巨大的作用。吕日周坚信新闻监督是澄清吏治的有效方式，而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则对记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什么样的书记，就有什么样的报纸。”

　　5、“秦来英事件”是长治新闻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2001年3月，《长治日报》的子报《上党晚报》披露，壶关县店上镇一所偏远山村小学教学楼已成危房。吕日周看到文章，当即在报纸上签署处理意见，对分管副市长秦来英进行严厉批评，要求她“必须立即到该山村蹲点，在7日内解决该小学存在的问题”。第二天，《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发表了吕日周的批示。秦来英当时正在一个穷县做调研，见到报纸哪敢怠慢，立即收拾行李赶到壶关县，使学校危房问题顺利解决。吕日周举一反三，“不解决学校危房就让干部住危房”，无人再敢懈怠，长治的所有学校再也不用为住危房发愁。

　　这样的事情已不胜枚举，但反弹也从未中断。有人说，《长治日报》变成了大字报，变成了吕日周个人意志的载体。还有人问，长治以媒体治市，用媒体监督党政部门的工作，那么纪委干什么去了？人大干什么去了？

　　6、从人治“回归”法治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在长治，一部新闻监督地方法规正在起草之中。这部地方法规将使长治的舆论监督从不确定的状态中走上法治的道路。据长治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介绍，这部法规最晚可于今年底通过省人大批准实施。当地人士普遍认为，吕日周完成长治的新闻监督立法工作，将比他做一个“监督书记”的意义大得多。

　　另一个变化非常微妙。吕日周依然认为长治的最大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而非产业结构或三农问题，不过现在他这样说：今后干部转变作风，要从“人治”走向民主和法治。

　　他把自己身体力行的“三深”、“三敢”、“三带”归结到人治范畴：“领导干部的带头、带领、带动，这是人的作用。人的作用在长期来讲是不完全可靠的，多数情况下只能解决表面的、局部的、临时性的问题。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让人民管住咱们的干部，要启动‘五大监督’。”

　　所谓“五大监督”，首先是长治市委和市政府进行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然后是以人大牵头的法制监督、以政协牵头的民主监督、以新闻媒体牵头的新闻舆论监督，还有民主党派监督。

　　吕日周说：“这些监督不光是组织监督，还包括组织里边的个人监督。人大代表都要定计划，这是我们作风整顿的一项内容。明年的人大监督要继续像选市长那样，把市长、副市长纳入人大的投票当中。原来我们是监督副市长，今年张兵生市长主动报名，说他也要加入这个被监督的行列，让大家投票，这是英雄气概！要敢于让人监督，没人投票了就下台。”

　　他要求五大监督都要开出落后名单，哪个人、哪些单位、哪件事有问题都要抓住不放，“提拔干部到今年3月就告一段落了，位子没有了，就剩下处理干部了。所以，为了保住位子也得变作风。”

　　虽然吕日周依旧言之凿凿，但他的思路好像正在发生调整。在实行两年多的“媒体治市”之后，似乎已经回到正常体制的轨道中来。

　　但是，在吕日周来到长治之前，所谓“五大监督”就应该是市委、市政府等几大班子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应该是重要内容。问题是，在现实条件下，那种循规蹈矩的制衡关系恰恰容易造成吕日周深恶痛绝的“安步当车”与不思进取。

　　不可否认，正是吕日周的剑走偏锋才给长治带来了积极变化。吕日周的“人治”不但没有像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拖累经济，反而使长治经济持续增长。2001年，财政总收入接近18亿元，比上年增长19.03%，为1996年以来增幅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如果吕日周出于某种考虑走上一条更稳妥的中间化道路，人们不知道这对长治是否是幸事。

　　事实上，吕日周对《长治日报》的批评与改造，只不过使这份地方媒体恢复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本身就具有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党和国家赋予的，而吕日周并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新的舆论监督机制。也许他比其他人更清楚这样的道理：恢复并利用报纸的功能，比创造发明一套新制度成本更低，更有效率。

　　很多人寄望于那部即将出台的地方新闻法规，希望《长治日报》监督权力的来源从市委书记的意志转变为法律的授予。但是，吕日周在长治的实践告诉人们，在我们的社会中，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缺少法律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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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评价吕日周式舆论监督

一直都在关注关于吕日周式舆论监督的讨论，得到的启发不少，但却发现许多文章有点武断，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比如，二十五日丁洪涛先生撰文说，有一段时间长治卫生状况不好，新闻媒体曝光促使市环卫处迅速反应，面貌大为改善，“但报纸还是穷追不舍，终使环卫处处长被就地免职。”（见《有关新闻批评的一点浅见》）丁先生怀疑这样做没有“治病救人”，有点“整人”的意思。单独地看环卫处长下台，丁先生的怀疑不无道理。但若放到具体的环境中，放到长治配套的监督体系中，环卫处长的下台则是一种必然。

　　是要人治还是要法制，现在讨论的双方都可以说出一大堆各自的理由，并且在目前的情况下，肯定是谁也不能说服对方。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吕日周所做的一切，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否定者认为，这依然是“清官”情结在作祟，一旦“清官”变为不再是清官的时候，吕日周式舆论监督很可能会演变成打击异已的工具。

　　需要首先说明一点的是，中国的新闻舆论现在不是一个采访权的问题，而是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及怎么融为一体的问题。政府需要探索为舆论监督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媒体要在实践自己维权和自律的前提下认真履行监督的职责，公众应该认识到新闻只是据实报道，记者不是法官，媒体不是行政命令，更不是判决书。

　　长治市的舆论监督能在短期内活跃起来，受到许多方面的重视，当然有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因此，需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和分析这种现象。一方面，长治市委、市政府顺应社会的潮流，大张旗鼓为新闻舆论监督鸣锣开道，并将其提到政府和人大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果通过长治的施行、探索，在某些方面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促进新闻舆论监督立法工作的进行，加快实现人治到法制的转变，那么长治市目前的做法就有非常正面的意义。另一方面，因为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就免不了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长治的的某些媒体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有市委书记领导下的市委、市政府这样一个背景，自然就带有一定的行政命令色彩，这是不能回避的。如果长治市只想维持人治，在人治的框架内搞些小打小闹，或者搞些哗众取宠，那么他们所做的就没有超出过去其它一些地方的做法，只不过是把这一方法如今搬到长治而已。但是，只要我们全面研究长治的监督措施，就能发现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需要进一步说明一点的是，要想新闻监督不成为行政命令、判决书，就需要对舆论监督的监督。简单地说，一条新闻报道有失公允了，同样需要舆论给予指出。

　　应该看到，在长治除舆论监督外，还有许多配套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其它监督。二００二年一月九日，长治市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正式启动了五大监督：一、市委、市政府要进行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二、人大要实施对政府部门的法制监督；三、政协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联络各界对政府实施民主监督；四、民主党派要对政府部门及政府部门的党员实施民主党派监督；五、加强新闻舆论监督（见吕日周在《全市各级机关作风整顿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出，五大监督的核心并不是新闻舆论的监督，而是民主监督和人大的法制监督。当然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民主监督，由于它的特殊性，它的受众的广泛性，现在在长治以外的地方引起大家的关注，却并不表明长治市委和市政府放弃了其它的监督形式。

　　五大监督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彼此配套又密切相联。因此可以说，吕日周及长治市委一班人，并非在一味地搞人治，而是很注意由人治向法制的过渡。基于以往的经验，我们又需要关注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这个过渡的时间有多长？或者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提出这个问题，这个过渡到什么样的状态下才算基本结束？

　　我们还应该看到，长治市委和市政府正在形成一个共识，他们明确表示，人治的作用从长期来讲是靠不住的，大多数的时候和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治只能解决表面的、局部的、临时性的问题（见吕日周在《全市各级机关作风整顿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为了使制度建设不偏离预定的轨道，并顺利完成人治向法制的转变，他们又具体规定了，人治就是领导干部要做到三带：带头、带领、带动。三带必须接受五大监督，因而要求领导干部的工作必须满足人民的意志。这些都表明，吕日周绝不是某些人批评的那样，在单纯地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人治。

　　任何有效制度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法制建设也不能妄想一步登天，否则一旦出现重大失误就悔之晚矣。有人担心如果吕日周哪一天走了，长治去了一个不喜欢“新闻舆论监督”的官员，那里的舆论监督还能象现在这样开展吗？当然，如果现在吕日周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下了台或调离了，五大监督肯定要受到影响。但现在吕日周并没有下台也没有调离，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长治的五大监督将如期进行下去，直到由人大来形成制度规定，完成人治走向法制的过程。到那时，不喜欢“新闻舆论监督”的官员来了，毫无疑问会被人大“监督”下台。

　　现在，长治市的人大正在发挥作用，五大监督开展得如火如荼，市长和市长以下的各级官员都被纳入了五大监督范围之内，无论哪个人、哪些单位、哪件事有问题都会被抓住不放，年终“没人投票了就下台”。前面提到的环卫处长被免职，是因为他没有干好份内的工作，被新闻媒体发现了抓住不放，最后被罢免。这个罢免的决定权不是媒体，而是人大，是人大监督下的市政府，虽然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但民主监督和人大监督能发挥强大的作用，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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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日周：一个力图挑战“潜规则”的市委书记

2000年2月，在山西省体改委主任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0年之后，55岁的吕日周获得了可能是他官员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出任长治市委书记。

　　吕日周在言谈中毫不隐讳他对这次机会的珍惜。他喜欢引用毛泽东那著名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针对记者对他在长治的所作所为是否“太急躁”、以至于会导致形式主义的疑问时，他的回答是：“我只能说人们太不着急了。”

　　正是在这种被认为“太不着急”的背景下，吕日周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的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毫无疑问，近3年时间来，吕日周一直想用一种强力高压举措，发动、动员起他数量达几万人的庞大下属，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改变这个中国内陆有着3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面貌，实现他蓄积已久的理想。

　　这是一场艰难的实验，甚至于让人感觉是一个人试图移动一座大山。但是，最终是他移动了这座大山，还是这座大山将他压在底下碾成碎片？今年4月初，本报记者即赴长治进行了深入采访。10月11日至13日，本报记者趁吕日周出差来广州、深圳之机，又与他进行了3次10多个小时的长谈。从记者的感觉来看，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结果依然难以预料。

　　争议人物“出山”

　　尽管吕日周本人对自己被定性为“有争议的人物”极为愤怒，但是，争议实实在在地伴随了他的整个从政经历。

　　1983年，在雁北地委和山西省委两级调研室从事基层调研工作10余年之后，38岁的吕日周被任命为原平县委书记。当年12月份，吕日周在全县大规模推行了至今依然颇有影响的“搭台唱戏”改革。这一改革的实质，是在当时实行严格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大胆提倡打破所有制、城乡、行政区划、干群等一系列界限，实现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

　　这一轰动全国的改革，给吕日周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

　　，吕日周即是原型之一。而全国各地20多个省市6万余人拥向原平参观，更是一时成为一个壮观的景象。

　　吕日周在谈起这一点时，讲了一个现在看来颇为滑稽的故事。当时各地那些开车到原平的人，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尴尬事：他们的车开不回去了，因为没有油。原来，那时汽油实行严格的计划供应，到原平的车太多了，汽油当然短缺。吕日周不得不直接找到省委书记寻求支持，这一尴尬事才获得解决。

　　“搭台唱戏”的效果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原平县一个县的利税居然相当于其所在地区另外13个县的总和。

　　然而，巨大的声誉和显赫的政绩并没有给吕日周带来仕途上的飞跃，反而引来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级别甚至直达中央的调查。有一次在查了100多天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便给他盖了顶“官瘾很大”的帽子。“上面查你100多天，你每天还坚持工作，也不病倒，这不是官瘾大么？”吕日周获得的是这样的解释。

　　事隔20年之后再回头总结原平改革，吕日周认为，“搭台唱戏”理论延伸出来的一种模式——“干部搭台、农民唱戏”模式，可能确实给了反对改革的人以借口。这一模式，按照吕日周的想法，本来是想让臃肿的干部队伍中的一部分闲人，通过暂时挂靠在政府、但明确限定挂靠年限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以这种过渡的方式，解决历次机构精简的怪圈。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官倒”成为社会积弊的氛围下，这一举措极容易给人以误解。

　　不过，这显然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从根本上应该总结的教训似乎是：过于超前的改革势必会触动上上下下的利益，而成为“改革典型”，通常并不会给他本人带来利益，反而往往带来“损失”。

　　但当时的吕日周显然并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点。1989年，终于升任朔州市市长的吕日周又很快推行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惹人注意的改革，其结果是使他仅仅担任了8个月的市长，即被调任省体改委主任。

　　省体改委主任这一“虚职”，对于拥有一番抱负的人来说，无疑显得狭小。因此，虽然吕日周在省体改委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建议书，甚至写了一本《山西省改革开放分析》，无所顾忌地直接剖析山西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积弊，并提出了他所认为的出路所在，但是，内心深处的失落，依然时不时袭来。

　　“很多时候，我都会从半夜里突然惊醒，感到心是空的，脑是空的。难道我就将在这里终老此生？”吕日周说。

　　1999年下半年，山西省主要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半年后，吕日周“复出”。

　　挑战“太平官”

　　吕日周甫一上任，即把改革的重点“对准”了官员队伍。

　　1996年，吕日周曾经受邀在省政协向各级官员们发表对形势的看法。这一讲演，后来扩充为《山西省改革开放分析》。在《分析》中，吕日周大胆断言，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名列全国中上游的山西，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落后，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力度不够”。

　　改革开放力度不够的客观原因，吕日周分析了几点，包括不沿海不沿边的地理位置、中庸哲学的深刻影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等等。而这些客观因素作用下得出的一个共同结果，便是“官本位”

　　意识的强大和“太平官”的盛行。

　　在上世纪80年代，吕日周曾经写过一篇《给太平官画像歌》，其序曰：“有人精于‘不做事没事’和‘做事会出事’的为官之道，也精于‘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的为官之道，世故圆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余深恶之，为之画像。”其歌曰：“要发文件，等待实践。要去实践，等待文件。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如此结论，形成经验。……善于重复上级的话，从来不去具体化。这种官本事大，能把真话说成空话。不结果实光开花，花儿开得像云霞。你没饭吃去找他，他只是回答：吃饭对人意义大，吃饭好处有十大。他给你说顿空话，能把你气得肚子大。”

　　无疑，在痛恨“太平官”的背后，有着吕日周个人“惨痛”的经历佐证。

　　正因为如此，在濒临退休年龄重新获得机会、并试图有所作为的吕日周，毫不犹豫地将其工作重点放在了官员队伍上。然而，诸多客观因素和强大的传统，均使他的这一举动，被许多人看作是如同孤身一人挑战巨大风车的唐吉诃德。

　　本报记者在长治采访时，一位当地人说，这几年他参加过一些同学聚会，人们多年不见，最关心的就是官当到了什么级别，是科级还是处级，这似乎成了衡量人们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

　　一位记者说，他有时到下面一个地方去采访，根本找不到领导，为什么？乡镇干部往市里跑，县级领导往太原跑，都琢磨官去了。即使找到人，也谈不出东西，因为他根本就没考虑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着急，到下面没啥可写的，完不成工作量啊。”这位记者说。

　　一位长治政府机关的人士还向记者描述了一些干部一天的作息安排：早上睡个懒觉，十点来钟到单位，干上一个多小时就中午了，然后凑几个人到餐馆吃饭喝酒，喝得醉醺醺后下午跑去泡桑拿，到了晚上再接着打麻将
　　“太平官”必然导致的结果便是跑官要官的盛行。2000年初，就在吕日周即将赴长治履任之前，长治市委常委、长治县委原书记王虎林突击批发官帽一事案发而轰动全国。1999年初，长治县进行乡镇换届。时任长治县委书记的王虎林在两个月间，突击提拔调整干部420人。事发后，有关部门在其家中搜出300多万元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长治县传出了“要想富，动干部”的民谣。而民间对长治的评价是，长治是“常滞”、“长止”、“没治”。

　　挑战“太平官”，重整吏治，成为想有所作为的吕日周的第一选择。

　　“道德权威”的确立

　　重整吏治，吕日周采取的第一步，是一把手“带头、带领、带动”。

　　吕日周带头深入百姓家中调研、住宿的故事在长治被广泛地宣扬和传播。人们在当地的新闻报道中，往往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市委书记吕日周同志骑着自行车，到××地调研。并于次日清晨6点，给当地党员上党课”。

　　这种调研，往往是头天晚上住在农民家中，第二天一早与农民聊天了解情况。太行山的夜晚，让这位新任市委书记尝到了刺骨的寒冷。在一篇日记中，他这样描述，“那个冷呦，让我第一次尝到了当‘团长’的滋味。身子在被窝里紧缩着，不敢伸展，靠体温只能暖热身旁的一小片地方，再一翻身，又是一个冰冷的世界。”

　　长治市委办公厅提供的数字是，以2001年为例，吕日周下基层达到209天，住工厂、学校、农家86夜。

　　另一个触动了许多人内心的例证是，2001年岁末，在全国煤矿事故接连不断的时候，吕日周到沁源县晋阳煤矿，沿着只有2尺高的坑道，下到600多米深的井下检查工作。一些工人说，别说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就连村支书也没有到过井下啊。

　　这些充满道德楷模意味的行动，产生了两种颇为不同的结果。在民众中，确实大大缩短了与干部的心理距离；而官员们见市委书记尚且如此，也被迫至少从形式上深入到基层去。但是，依然有人认为吕日周是在“作秀”，在谋求“政治资本”。

　　对此，吕日周的说法是，“那你们也一年骑自行车1000多里啊，也早晨6点去上党课啊。”

　　一位山西省人大前主要领导也对记者表示，“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搞这样的‘形式’，那就是件好事。”

　　不过，吕日周还是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更为理性的解释：“这也是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紧密相联的。实际情况是什么？长治是革命老区啊，老百姓平时都是步行和骑驴，能骑自行车都算是洋气的了。我要在深圳，当然不可能去骑自行车。”

　　吕日周认为的另一个实际情况是，“当地一些干部作风实在太差，传统的好的东西急待挖掘。在这种情况下，一把手的行为自然至关重要。”

　　为此，吕日周提出了他到长治的一个核心口号：“干部必须重新回到人民中去。”

　　这一口号同样引起了争议。有人说，说“重新”，这不等于说我们曾经不在人民中吗？吕日周说，“我就是认为，相当一部分干部现在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在吕日周的带动下，5000多名长治市直机关官员轮流下到产生“边区农民榜样”李顺达和一至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具有极强象征意义的平顺县西沟村，新任市委书记对他们的要求是，“在西沟冻掉身上的官气，领会群众的怨气，懂得为长治争气”。

　　舆论监督牌

　　然而，道德楷模的确立，或许能够在短时间内扭转民众对官员的印象，但官员的官气并不是感受一下山沟里的寒风，便能够彻底“冻掉”的。

　　当地知情人士称，多年以来，长治官场实际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官场惯性和运作特性。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决策者的施政意图很难得到迅速贯彻，用吕日周的话说就是难“落实”。一个决策下去，由于惰性或者利益的关系，执行起来往往变了样。

　　2000年4月，这位就任仅两个月的市委书记便真切地体会到了“落实”的艰难。2月份，吕日周在上任之初的调研中发现拖欠教师工资严重，当即要求马上解决欠发教师的全部工资。结果，有的采取县委书记、县长带头停发自己的工资，有的采取拍卖机关小汽车、压缩行政经费等各种方式，宣称拖欠问题已经全部解决。然而，4月5日，吕日周到沁源县王陶村“暗访”，赫然发现学校依然有23名教师3年未领到工资。

　　前面的宣称被证明是一场谎言。王陶村的问题，因为市委书记发现了，自然好解决———吕日周要求分管教育的乡党委副书记在次日中午12时的最后期限内全部补发工资，否则摘掉官帽。结果，当天夜里，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可大量没有发现的怎么办？吕日周想到了舆论监督。当地一位政界人士说，吕日周实际上选择了一套现成的制度安排，来发动、动员乃至于“逼迫”被他称为“懒惰”的官员们。

　　于是，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和总编辑弓德旺发现自己成了全国最为奇特的报社社长和总编：市委书记逼迫他们去搞舆论监督。

　　有了市委书记的强力支持，舆论监督自然变得好办了许多。

　　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基本上每来一位领导都要提“深入基层”，干部们早已有了应付之策，因此大多数领导提“深入基层”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缺乏督促之术。吕日周则力图使自己的决策落到实处，他使用了一个长治的干部从未见过的办法。

　　在吕日周提出深入基层一个月后，长治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的主要领导突然发现，自己报给市督察室的下基层的情况被登在了《长治日报》上，每个人的情况后面还有按语进行点评，多数是“一般化”、“没法交待”、“下基层太少”、“要解决实际问题”等评语。据内部人士说，这些评语都是吕日周所加。

　　《长治日报》在编者按中说，刊登这些情况是“让事实说话，让群众评议”。一位政府人士分析说，公开曝光的方式让领导们意识到有双眼睛在注视自己，因此在第二个月的深入基层情况通报上，领导们的行动有了明显转变。

　　这种“公开化”的方式被用在了更多的方面。

　　山西省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一些县委书记、县长无故缺席，结果他们的名字在4天后被公布在了《长治日报》上。

　　市委召开大会，一些人在会场上打起瞌睡来。第二天《长治日报》即进行了曝光，相关报道进行了“黑色幽默”式的描述：“有人伏案而睡，有人仰面打呼噜。还有人竟然溜到会场外靠着墙壁睡了起来，督察人员问他姓名、单位时，他说是常青公司，名字坚决不说。经向常青公司负责同志核实，他是说了假话。他的真实名字是郊区大辛庄镇梁家庄村村委主任梁××。会场睡觉的还有……”下面是一连串的具体人名和职务。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该文还配了4张照片，分别是市科协副主席、市房管局副局长、潞城市建委主任、平顺县林业局局长姿态各异的睡相。

　　一位分析人士说，司空见惯的官场做派突然被公开曝光，这让很多官员感到了“刺痛”。像会风这类问题只是官场“沉疴”的表现之一，而吕日周则力图把公开曝光作为“猛药”来对其进行根治。

　　随后，出现了长治市舆论监督的标志性事件。

　　2001年3月29日，《上党晚报》报道了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因没有教师导致“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的问题。3月31日《长治日报》突然在头版头条刊出了吕日周对此事的批示，而且将责任直指长治最高的分管领导———副市长秦来英：秦来英副市长，……你立即带上教委全部人马进驻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蹲点“三深”7天……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吗？可在山后河村，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山后村”了！

　　措辞尖锐，指向具体，而且这个批示没有转给副市长本人而直接公开发表，秦副市长当即赶到了山后河村，一星期后问题得到解决。她说：“说实话，本来我心里有些怨气，认为吕书记不直接把批示转给我却发在报纸上，面子上下不来。但是一进村，一开村干部座谈会和村民大会，群众反映非常热烈，反映了村里许多令人震惊的问题，怨气当即就消了，而且给我的感觉是，我们不但应该来蹲点，而且来得太迟了！”

　　这是长治舆论监督涉及到的最高官员，在全市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一位内部人士说，这件事实际上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吕日周按照施政意图推进工作的决心。实际上，吕日周并不是单纯为推动舆论监督而去推动，在他那里，舆论监督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威权政治”＋公开政治

　　舆论监督在市委书记的支持下，在长治被发挥到极致。长治市委办公厅向本报提供的信息显示，从2000年3月10日至2002年9月23日，吕日周共对《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批示274次381条。

　　仔细翻看这381条批示可以看出，吕日周对于有些事情的管理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有人戏称，吕日周是手拿一条鞭子，时不时提醒他的下属：卖力干活，不然我抽你。

　　而有些批示则显示，有的时候，这种“从严治吏”的方式，有悄然向“从严治民”转移的倾向。这一点较为明显地体现在长治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和安全城市的过程中。

　　吕日周惹起的一项全国性争议是“黄马甲事件”。长治定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后，为了尽快消除市民的不文明行为，采取了一个严厉措施：随地便溺、四处涂抹制假证广告等不文明行为的市民，在大街上穿上黄马甲，黄马甲的背后写着“不文明行为人”五个字。此举出台后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而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只有这样的重罚才能有效遏制市民的不文明行为。今年4月初当记者来到长治时，这种做法已被悄悄取消。

　　但10月13日，吕日周面对记者时说，那主要是因为不文明行为在长治已经基本杜绝，“你们那么多城市，不是到现在还为制假证广告泛滥成灾而苦恼吗？如果别的办法治不了，那我还是会让他穿黄马甲。”

　　有分析者认为，可以看出，吕日周具有威权政治的倾向。

　　不过，在吕日周的思路中，威权政治并不是惟一。或者说，实现其威权政治目的的手段，并不完全是靠威权，他的另一砝码，便是公开。

　　长治的舆论监督，其本质无疑是“公开”。而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比如书记办公会纪要、常委会纪要等，全部在《长治日报》上公开发表。此举一举打破了政治的神秘性，将政治前所未有地端到民众面前。

　　公开政治的另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当不少地方，领导都要时常防备着、躲着群众时，长治的市县级领导却被要求定期不定期地与群众在广场上进行公开对话。这被不少人认为是“石破天惊”。

　　有分析者认为，不管是威权政治还是公开政治，对吕日周而言，他都还是把这当作一种手段，而这一切的核心，还是效率和成效。

　　人治与法治之争

　　毫无疑问，吕日周在长治进行的这一系列实验，有着浓厚的“人治”色彩。对此，吕日周认为，“这个道理谁都懂。上世纪80年代我去美国访问，碰到一个认识的中国人，我知道他在国内非常懒，但是他却在那里的街道上认真地扫雪。我问他为什么要扫，他说我不扫就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可我们呢？我们能幻想着有一天眼一睁，便是完善的法治社会吗？法治也是要靠人来推动的。”

　　应该说，“人治”在长治短暂的实验，便已经在某些方面面临瓶颈。就拿公开曝光来说，以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久而久之，一些人便麻木了。”市督察室主任丁文松说。

　　法治化的尝试应该说已经开始。从今年起，长治市已经开始将单纯的舆论监督扩展成为“五大监督”，即以纪检委牵头的党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监督、以政协牵头的民主监督、以统战部牵头的民主党派监督和以新闻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

　　与此同时，“威权政治”的实施方式，在长治已经开始试图从领导的批示转向制度化和程序化。吕日周对此的概括是：实施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公开问题、追究责任（撤、免、停、调、罚）“五步曲”和让干部过“三关”（寻找问题关、追究责任关、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增加群众民主测评关）。

　　民意和仕途

　　与10多年前“敢为天下先”相比，现在的吕日周其实已经“成熟”了许多。比如，他面对记者时多次强调，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比如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缓解干群矛盾、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发展民营经济等等，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他只不过是“落实”了，也要求他的下属认真“落实”。

　　与此同时，大刀阔斧的实验，已经在短短2年多时间内收到明显成效。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安定程度和城市面貌，都有了极大改变。

　　但威胁依然存在。因为触及了比较广泛的利益，吕日周向不少人承认，在长治，他“一度非常危险”。即使是现在，在太原也有多位官员向记者透露，吕日周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是一个“异类”，不少人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明显是为了升迁。

　　的确，应该说吕日周的所作所为，在“官场”和在世俗化的社会两方面看来，都是明显“违反了游戏规则”的。两方面都感到困惑的是，吕日周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此，吕日周跟记者谈到他的家庭。他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因为父亲被诬陷为“叛徒”而长期入不了党，在问题即将解决时，又查出他妻子的大舅和舅妈均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当时，有了这种关系的人，很难再有政治上的进步。领导为此连续找他谈话说：你很能干，很有前途，但要想入党，必须离婚。否则，不仅影响你，还会影响你的儿子和孙子。

　　吕日周说，“那我就学学雷锋吧，她嫁给谁谁也要受影响，干脆让她影响我算了。”

　　吕日周说，你要相信，对有些人而言，他就是愿意坚持一些东西的。

　　而对于“官场”中的所谓游戏规则，吕日周感到的是无奈和愤慨。

　　“就因为你与他们一些人不同，你没有遵守某些实际规则，你就被称为‘异类’，被称为‘有争议’，而在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太平官’什么事都不干，反而往往能够升迁，这岂非咄咄怪事？”

　　吕日周认为，“如果少数人就能决定一个官员的命运，那么，官员自然都会选择以一种较小的成本，来获取较大的回报。所以，某些地方官员根本不用考虑做事，不用考虑政绩，而是一心向上跑官要官。”

　　吕日周甚至说，“我也不是没有送过礼，没有说过好话，但我有自己的底线。而一个不驯服那些所谓的规则的人，不管怎么装也总会暴露出来，并会受到规则的惩罚。”

　　吕日周说，他因此时常会感到“灵魂被撕裂的痛苦”。

　　因此，对于权力，吕日周显得颇为矛盾。一方面，他坦承自己在长治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能够强力推行，就是因为拥有上面所赋予的权力，拥有决定下属官员“乌纱帽”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他又从本能上希望，这种权力在来源上更多一点下面的因素。他甚至提出，“谁能决定干部的命运，干部就对谁负责。”在他提出的干部过“三关”中，他显然最看重第三关，即“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增加群众民主测评关”。惟有这样，干部才能在“对上负责的同时，也对下负责”，作风才能真正转变。

　　10月7日，《长治日报》公布了《中共长治市委组织部关于吕日周、张兵生实践“三个代表”群众民主测评情况的通报》，通报非常明晰地列出了民主测评的“组织单位”、“测评时间”、“测评地点”、“参与范围”、“发出及收回测评票”以及“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弃权”的详尽票数。

　　结果显示，在先后10次总共14961人的测评中，吕日周的满意票为13912票，基本满意932票，不满意63票和弃权54票。

　　对这一测评结果，吕日周无疑颇为得意。

　　但对于自己的前途，吕日周依然表示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被上面认同，但是，也做好了万一不被认同的准备。“我曾在大连的棒槌岛上观海潮，那迎面扑来的浪头，排山倒海般轰地扑向海岸，似乎力量惊人。可浪退后一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两个人的一两次冲击，不能期望过高，但是，成千上万这样的人的持续不断的冲击，就能改变整个社会。”

soviet28

请关注章启月的外交辞令（涉及许多有趣问题，请看其外交才能）

　　中新网1月23日电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主持例行记者招待会。外交部网站消息，章启月就朝新义州特区行政长官、日籍女子绑架案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中方是否认为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单边军事干预具有合法性？

　　答：我们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希望有关各方为此做出努力。

　　问：中方对土耳其邀请有关国家召开伊拉克问题会议有何看法？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目前有何活动？

　　答：我们注意到土耳其、沙特、埃及等国提议召开会议讨论解决伊拉克问题。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内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我们对这一建议持积极态度，希望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去年11月，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大使曾专门赴中东访问，就缓解中东紧张局势，推动和平进程与有关各方深入交换了看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有关各方的普遍重视和欢迎。王世杰大使目前在北京与有关各方继续保持着接触。我们愿意为推动中东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的努力。

　　问：在墨西哥近日发生的地震中是否有中方人员伤亡？

　　答：墨西哥中部科利马州发生强烈地震后，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关注。江泽民主席已向墨西哥总统福克斯发了慰问电，转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墨西哥灾区人民的同情和慰问，希望墨西哥人民能够尽快战胜自然灾害，重建家园。据我了解，在这次地震中，没有中方人员受伤。

　　问：澳大利亚政府1月10日批准向海湾派兵支援美对伊动武，今天一艘运输舰启航赴海湾地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我们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希望有关国家采取的行动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问：大陆方面认为即将开始的两岸包机直航有何意义？

　　答：这一问题涉及两岸关系，你可以向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提出。据我所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于明天举行记者招待会，我想你的问题一定可以在记者招待会上得到解答。

　　问：据报道，朝鲜将任命香港人何鸿璋为朝新义州特区行政长官，请证实并评论？

　　答：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关报道，具体情况不了解。

　　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近日被谋杀，这在中国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你对该谋杀案有何评论？

　　答：你提到的是在国内发生的一起刑事案件。据我了解，目前有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我这里没可向你提供的情况。

　　问：美国认为将朝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是不可避免的，中方是否也这么认为？如果中方认为可以避免，将采取什么措施予以制止？

　　答：我们主张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实现半岛的无核化，并通过对话解决目前的紧张局势。我们注意到有关方面也表示愿意通过直接面对面的对话来解决问题。中文中有一种说法，叫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既然有关方面认为美朝之间进行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关键，那么我认为，各方都应该继续为推动美朝之间恢复对话做出努力。

　　问：中方是否认为将朝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还有回旋余地？

　　答：我理解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心，但我想当务之急是推动有关方面尽快恢复直接对话，而不是采取任何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措施。

　　问：美国副国务卿博尔顿访华期间，双方是否谈及美对台售武问题？换句话说，台湾问题是否包括在中美首轮战略安全磋商的议题中？

　　答：在上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已经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副国务卿博尔顿对中国访问的情况。在会谈中，双方就当前反恐形势、战略安全、国际军控、防扩散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双边关系中，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能否顺利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一点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会谈会见中，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大于双方所面临的分歧，进一步就有关问题加强磋商十分必要。双方都对这次磋商的结果感到满意。

　　问：博尔顿日前称，中方未向其表示反对将朝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请问他是否误解、误传了中方的立场？法国和德国最近表示不赞成对伊动武，你对此有何评论？中方的立场是否与法国等相似？

　　答：我们看到了有关报道。我要指出的是，在有关的会见和会谈中，中方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当务之急是推动有关各方进行面对面的直接对话，这才是解决目前朝核问题唯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我们不希望有关方面采取一些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措施。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对目前在海湾地区出现的大规模军事集结表示关注和不安。我们一贯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从这点来说，我们的立场与法国等十分接近。

　　问：请问平岛笔子案进展如何？日方是于1月几日向中方通报平岛被绑架一事？

　　答：由于平岛笔子是非法进入中国，因此目前对她的身份还在进一步核实之中。此案非同一般非法入境案件，系重大绑架案。因绑架者以第三国政府为勒索对象，其性质十分恶劣，严重违反中国法律，扰乱中国社会治安，中方将依法严肃处理此案。据我了解，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关于第二个问题，你最好向日本方面了解。

　　问：据报道，美国将向朝鲜半岛附近海域派航母，中方对此有何反应？

　　答：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丸子

晕。。那么多。。偶不关心政治。。。特别是我国。。

soviet28

这里谈的中国人事变动很重要，很能看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展势头。此外，我认为大家真的最好多关注一下吕日周，我认为中国这样的干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的作法不是太过激了，而是受力方太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