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李光耀谈江泽民

母猪

1990年10月，我同江泽民主席会面。他热情地接待我，还引用了孔子《论语》中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80年代初他两度访问新加坡，以及1988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我访问上海，我们都失之交臂，没有碰面。他到过新加坡两次。第一次到这里进行两个星期的考察，研究经济发展局如何为新加坡招商，怎么发展工业区。他当时的任务是在广东和福建设立经济特区。第二次则只是过境停留。他对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社会秩序、交通情况、整洁和服务水平都留下深刻印象。他没忘了我们的标语：“处世待人，讲求礼貌”。他很高兴能同街上的普通人讲华语，这使他到哪里去都很方便。

　　江泽民说，六四事件过后，西方宣称能通过电视干预中国的内政。西方按照他们的价值体系办事。他能够接受不同观点的存在，但是不赞同只能有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些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概念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它们不可能抽象地存在，必须同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程度挂钩。根本没有新闻自由这回事。西方报章属于不同的经济集团，并由它们所控制。他提起新加坡在1988年限制《亚洲华尔街日报》的销售量，他说中国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也应该这么做。许多西方媒体对六四事件的报道并不正确。?

  
邓小平对外开放并遵循社会主义的政策维持不变。既然我对开放政策是否会继续下去表示关注，他便向我保证，开放政策将“加速”推行。他们决意要脱离苏联的中央计划制度。江泽民曾经在苏联念了两年书，进行过十次访问，十分清楚他们的制度里存在的问题。中国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混合经济，结合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制度的精髓。

　　中国希望同其他国家维持联系。它面对的是怎么喂饱11亿人民的难题。单是要为全国提供米粮，已够伤脑筋的了。作为拥有1200万人口的上海市长，江泽民发现每天要提供200万公斤的蔬菜也很困难。一谈起中国的庞大需求，他就谈了一个小时。晚宴上的谈话非常生动。他不断从广博的记忆中引用童年时代就背诵过的诗词文赋。他的评语充满了文学比喻，很多都超越了我对中华文学有限的认识。这自然也加重了通译员的工作。

　　我没有如事前所料一般地，见到一个典型老练的共产党官员。在我面前的是个身高中等，身材圆胖，皮肤白皙，戴一副眼镜的阔脸，黑发往后直梳，经常面带笑容的主席。他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由邓小平在六四事件发生几天后，亲自点名取代赵紫阳。他资质极高，博览群书，而且有语言天分，俄语说得流利，也能说英语和德语，并且能够引述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话。他告诉我因为曾经在罗马尼亚工作，所以也能说罗马尼亚语。

　　江泽民在1926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是位名医，也是个有才气的诗人、画家和书法家。父亲是长子。他的叔叔17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国共内战时被杀，当时才28岁，算得上是个革命烈士。这个叔叔膝下无子，所以父亲在江泽民13岁那年把他过继给叔叔的遗孀。因此，当江泽民在南京的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参加学生共产组织时，可以说具备了毋庸置疑的革命的家庭背景。

　　他在一个书香弥漫、画作丰富和音乐气息浓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江泽民歌唱得好，也弹得一首好琴，喜欢听莫扎特和贝多芬。来自不同省份的人在学术表现上明显不同。江苏是中国的“湖区”，千百年来，清爽舒适的气候吸引了无数退休的官员和文人。他们的后裔提升了那里人口的学术水平。苏州在江苏省内，春秋时期（大约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曾是个国都。那里有条状元街。状元是每三年一次在京试中考到第一名的考生。苏州领导人总是很自豪地说，状元街出了很多状元。

江泽民活泼外向

　　我早听过有关江泽民的汇报，但在真正接触时还是感到意外。想不到会碰上一位这么活泼外向的中共领袖。江泽民于1980年曾在新加坡待了两个星期，当时经济发展局派了一名署长吴博韬担任他的联络员。江泽民当上总书记之后，吴博韬为我写了一份简略的江泽民印象记。他对江泽民受委坐上第一把交椅感到意外。在他印象中，江泽民是个认真勤奋、明察秋毫的官员，会仔细研究每个问题，做笔记，凡事追根究底。吴博韬很欣赏他，因为他不像其他中国官员那样住在五星级酒店，而是选择了繁华的乌节路以外的一家三星级酒店。他乘坐吴博韬的普通车子，甚至搭德士或者步行。江泽民是个节俭清廉的官员，但是看起来不像是个擅长搞政治的人物。

　　两个星期快结束时，江泽民坦然地直视着吴博韬说：“你对我还没说尽，你一定还有秘密。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劳工，都便宜得多，但是你们吸引得了这么多投资，我们却做不到。这到底有什么秘诀？”吴博韬很为难地说明，关键在于政治信心和经济生产力。他抽出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报告指出，新加坡在一甲至三丙的评级中排在一甲，中国则连评都没有被评到。新加坡之所以安全而有利于投资，全赖于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这里没有被充公的危险。我们的工人勤劳，生产力高，而且极少有工潮。我们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他详细地介绍了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衡量标准。江泽民并不完全信服。因此，吴博韬让江泽民把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报告带回去研究。在江泽民前往机场之前，两人在他窄小的酒店客房里进行了总结讨论。江泽民终于说，他明白其中的奥秘，经济发展局有的是“怎么促销信心的独特本领”。吴博韬总结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他的为人太好了。”

　　我们两人很合得来。江泽民爱结交朋友，我则直接坦率。同李鹏在一起，我必须小心地连半开玩笑也有所顾忌。江泽民则知道我没有恶意，从不见怪。他也有个非常不像中国人的习惯，喜欢拉着客人的前臂，殷切地看着对方的眼睛问一个直接的问题。他的眼睛是他探测谎言的仪器。当他提出一些关于台湾、美国、西方和中国本身的尖锐问题时，我并不回避，我想他一定对此感到满意。

　　我们两人之间的友好默契，对处理棘手和敏感课题的确有所帮助。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因为他的和气和时时引用诗词的偏好而低估了他的能耐。但是他肯定有他强悍骁勇的一面，他的对手在试图挫败他时，必然早已发现。他的正直人格，他对邓小平赋予他的崇高使命的献身精神，以及继续推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工业社会的决心，都是不容置疑的。他费了一番唇舌向我解释，中国必须有别于西方其他自由市场，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两年后，1992年10月，我和江泽民重逢，双方讨论了国际局势。那是美国大选前几个星期。我建议如果克林顿胜利了，中国必须采取缓兵之计，为自己争取时间。江泽民应该给克林顿调整的空间，以便扭转最惠国待遇等政策，避免正面冲突。一个新上任的年轻总统，急于向支持者表现自己将信守竞选演讲所做的承诺，这可能给中国和美国带来麻烦。江泽民听我说着，并不直接答腔。

　　江泽民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情况，然后问我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应有多大的增幅才算最理想。他们之前的预期目标是6%。下一次的人大，他们把目标定为8%或9%。我回答说，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都取得了持续好一段时期的两位数增长，通胀率也偏低。石油危机爆发以前，新加坡通胀率低，每年取得12至14%的增长。新加坡的理想增长率并不在于任何魔幻数字，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劳动力和生产力是否获得充分发挥，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是不是受到控制。我补充说，吴庆瑞博士（我的前财政部长，曾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提供咨询）相信中国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无法控制信贷。中国人民银行每个省份的分行，在放贷时完全看省政府的脸色行事。而且，有关货币供应的数据资料，在任何时候都不足够。中国要控制通胀现象，就非得对货币供应有所管制不可，而且不能允许中国人民银行的省市分行，在中央银行不知情或不批准的情况下放贷。

　　江泽民对此做了记录。他说，他是电机工程师出身，不过也开始学点经济，阅读亚当·史密斯、保罗·塞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即佛利民）的著作。他并不是惟一研究市场经济的中国领导人。我劝他研究美国联邦储备局和德国中央银行的运作方式。这两家中央银行都办得很成功。其中，德国中央银行在对付通货膨胀方面更有效。德国中央银行的主席由总理委任。但是受委之后，他就全权自主，总理不能命令他增加货币供应或者调低利率。中国必须控制信贷，而不是过分关注是否能取得超理想的增长率。打个比方说，如果广东省因为有了香港的资金来源，增长速度比其他省份来得快，那么就应该放手让它继续增长，再通过改善公路、铁路、航空、内河和海上交通，鼓励这种增长势头带动其他邻近的省份。他同意研究这些建议。

　　1994年10月，我们有过一次热烈的讨论，谈的是台湾问题。那年5月初，台湾李登辉总统在新加坡停留，要求吴总理代为向江泽民主席提议，让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新加坡只持象征性股份）联合设立一家国际船运公司，处理中台之间的贸易。所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贸易的船只都将归属这家公司。

　　吴总理致函江主席传达这个建议。江主席并没有接受。后来，我和吴总理决定提呈一份新加坡的建议书，建议成立一家船运和航空公司，在新加坡注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新加坡三方共同拥有大致相等的股份，为中台两岸的鸿沟搭建桥梁。这家公司将跟中国和台湾租用同等数目的船只和飞机。三年后，中台两地将收购新加坡的股份。1994年9月中，当我在台湾同李总统会面时，他赞成这项建议。

　　几天后，也就是10月6日，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江主席。他建议我们进行小组讨论，他那方由他本身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代表，我们这方则由我和新加坡驻北京大使代表。江主席说：“我有通译员，但是我们别浪费时间，你就说英语好了，我听得懂。而我说华语，你也能听懂。什么不明白的，我的通译员可以帮忙。”我们的确节省了不少时间。

　　我说，李总统赞成我们的建议，不过相信细节上还会碰到许多困难，因此希望新加坡能协助解决。台湾的外长希望船运先开始。他们已经在高雄划定了特区，作为国际货运港口。一年后船运码头顺利开放，空运就可以开始了。

　　江泽民说吴总理的建议出自一片好意，可惜并不恰当。两地要合作，没理由还需要掩饰。这些观点他早已从不同来源听说过。他接着提及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访问时的谈话内容，访谈于那年4月在一份日本杂志上发表。（李登辉受访时把自己比喻成摩西，要率领他的子民脱离埃及到应许之地。）江泽民说李登辉想方设法争取参加广岛亚运会之举，就显示他完全不可靠。李登辉要的是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他们之间谈得越多，鸿沟就越大。李登辉一直是说一套做一套。李登辉不应该把他当傻瓜，以为他看不出李登辉的真正意图。江泽民说，中国领导人说话字斟句酌，而且言而有信，言下之意，是台湾领导人并非如此。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信义，意思是李登辉无信无义。他谈到李登辉巴结前宗主国（指日本）时，面露愠色。

　　江泽民滔滔不绝，即使有时我只抓到大意，不完全明白他所用的一些特定词语，我也不打岔要求他澄清。他慷慨激昂，说明自己的立场严肃认真，信念坚定。

　　我当时没法了解他强压下去的怒气，过后才发现在那次同他会面前三天，我人在河南的时候，李总统曾对《亚洲华尔街日报》说：“北京现在没有一个够强的领导人，没人能做最后的决定。邓小平虽然还健在，我们却不以为他还能思考。邓先生设法扶持江泽民，把他提升为集所有职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许会在邓先生走了之后看到真正的领袖登场。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已经出现，或者仍然躲在幕后等着露面的机会。”

彷徨

哪里搞来的东西，内容以前都没有见过，使我对江则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对他的了解只是一个框架，觉得他接任后中国的发展在继续，这很好但是，中国的腐败问题解决的不好，我还是认为靠杀几个贪官不解决根本问题！
这文章使我看到了江泽民的其他方面。
希望母猪猪以后把来源也讲讲，拜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