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振兴东北”成我国新政策“兴奋点”

安冉

“振兴东北，是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兴奋点”，其提出也“意味着新一届领导班子对国家发展战略作出了调整。”


　　在谈及刚刚跻身国家发展战略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府决策时，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系主任毛寿龙博士如是说。

　　作为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的重工业基地，近些年来东北的工业经济效益下滑，工业生产越来越困难。有数据显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间，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一路下跌，由原来的百分之十六以上降至百分之九点三。东北三省工业在全国的排序不断后移：辽宁省从全国第二位下降到第五位，吉林省从第十五位降至第十八位，黑龙江省则从第七位降至第十四位。

　　今年以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三访中国工业最老的基地东北地区，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称为“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且强调前者是中国“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中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使“振兴东北”获得了“国策”地位。昨日，温家宝更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问题。

　　毛寿龙认为，之所以现在提出“东北振兴”题目，一是每届政府都需要有自己的政策兴奋点和政策特色，二是东北自身努力和中央这些年逐步认识的结果，三是市场经济已在中国推行十多年，人们已对改革的方向达成了共识，现在对东北进行改革，有关争论会小得多。“东部发展，西部开发，缺少东北，这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在为这一尚未具体化、可操作化的新方略鼓掌的同时，经济专家们已经在提醒：振兴东北需防政府主导的投资热潮和重复建设之风，而应该采用新思路、新方式，走市场化和制度创新的发展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认为，“振兴东北”应加强战略分析和长期规划，重新评估发展的条件和确定发展的目标。东北的改造和发展，应摒弃单纯拯救传统工业的思维，而从服务于地区协调发展和繁荣区域经济的总要求出发进行筹划。

　　毛寿龙则指出，东部的发展经验表明，不直接依靠中央财政拨款、投资和贷款的政策，而是依靠中央给与的改革开放空间，在所有制、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领域大胆创新，依靠市场机制吸引资源、人才、技术，比依靠中央政府调拨资源、分配人才、提供技术要强得多。

　　他还提出，振兴东北应摆脱过去那种仅依赖资源、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的发展方式，且要克服等待的思想。“‘等待’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还需要东北人自己来解决。”

　　“中央可以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事权方面给东北以较多的支持，比如在外来投资审批权上赋予地方更多的权力，在土地使用方面给予较多的自主权等等，以及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提供帮助”，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比如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技术老化、资源衰竭型工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需要东北人“主动出击，学习和参考中国南方与东部地区的经验，培养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采取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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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冉

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个问题形成的背后固然有“拨改贷”的原因，但是，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问题。当国家不再以财政拨款而以银行贷款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发展时，国有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自然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来归还银行的贷款而形成呆坏账；同时，当国家以银行贷款来支持国有企业的职工就业和养老负担时，呆坏账的形成必然更为增加。如果政策性负担的问题不解决，即使将国有企业现在的债务豁免，或是推行“债转股”将国有企业对银行的欠账转变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虽然能够让国有企业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但是，国有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获利能力的问题仍在，亏损和呆坏账的积累将不可避免地又迅速增加，隔不了多久又要国家给予解困纾难。所以，振兴东北三省和全国其他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道是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使国有企业没有向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理由，并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市场中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靠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就可以预期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利润率。这样预算软约束才能消除，政企才能分开，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

　　关于剥离养老、冗员等社会性负担的问题社会各界已经有了共识，我国政府也正在建立社保体系和冗员下岗再就业等措施来解决。但是，对于由于资金密集度过高、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即使社会性负担剥离了，在开放、竞争性的市场中大多数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仍然需要国家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那么，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就不可能根除，公司治理、产权明晰等改革措施也就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所以，要振兴东北三省和其他老工业基地的关键点还在于解决存在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

　　可用以下四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

　　1.生产国防安全必需产品的企业。对于这类企业，任何国家都只能由国防预算直接拨款来维持其经营和发展，由国家直接给与必要的监管。我国自然也只能采取这种方式。

　　2.生产有很大国内民用市场产品的企业。对于这类企业则可以用草船借箭的方式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方式获取国外的资金，克服国内资金相对稀缺的比较劣势。发达国家的资金相对丰富，资金的成本较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上市，都可以克服我国资本相对短缺的比较劣势，而使其变为有自生能力。而对国外资本来说，如果该国有企业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和这个国有企业合资或是购买这个国有企业的股票，是进入我国市场的一个捷径。因此，这是一个双赢的措施。东北的汽车制造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已有的转轨经验也表明，引进发达国家战略投资者的资本，是大中型企业转轨的最有效途径。

　　3.生产国内民用市场很小产品的企业。一些老军工、重工企业，产品老旧且市场容量小，但拥有相当好的工程设计力量。对这一类型企业，利用其较好的工程设计能力，转产劳动力较密集、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是使其具有自生能力的可行办法。四川的长虹、重庆嘉陵等老军工企业即是这类例子。

　　4.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其产品已无国内市场，而又无工程设计、管理力量上的优势，缺乏转产的可能，则只好让其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