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我看吕日周

“新星”吕日周重新出山，在太行山区刮起了一场风暴，也在新闻媒体刮起了一场风暴。这场围绕着一个人物的报道风暴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令，而是新闻媒体自己的主动选择，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卷进的新闻媒体之多，恐怕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绝无仅有的。

　　为什么新闻媒体会如此持久地倾注热情关注长治，关注吕日周？可能首先要问的是：我为什么要去长治采访吕日周？我眼里的吕日周是何许人？

　　媒体看重吕日周，对“吕日周新政”倾注了很高的热情，恐怕第一条是他公开在长治倡导超大力度新闻舆论监督。他在长治执政三年，光是给《长治日报》的批示就有300多次；还闻过则喜，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全国通电三次，欢迎山西省外的新闻媒体对长治进行舆论监督。如此开明和自信的地方官，在中国官场是极其罕见的。

　　第二个“极其罕见”是“反浮夸”。我们知道，“官生数字，数字生官”，中国官场向来作假成风，各级官员数字造假竞赛，花样百出，花样翻新，到了大张旗鼓肆无忌惮的地步，到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地步。而且我做得，你说不得；下面人说了，让你和你的子子孙孙活不好；媒体说了，一些人结成统一战线，打上门去，不依不饶。湖北丹江口市数字浮夸、典型造假就是一例。吕日周则相反，2000年刚上任不久，就抓住市乡镇企业局和襄垣县的浮夸辫子不放，在长治市掀起“反浮夸运动”。

　　第三个“极其罕见”是士大夫式的民本思想。吕日周出身农民，与一些农民出身的“于连”(由于贫穷怕了，被歧视怕了，一旦获得权力便疯狂便贪婪，视父老乡亲为愚氓草芥，不择手段攫取更大的权力，不择手段榨取更多的财富)不同，他深知民间疾苦，同时反复跟我讲他“多年受党的教育和熏陶，对党很有感情”，对当下愈演愈烈的执政党内的腐败风气深深忧虑。他家会客室里挂着滕文生书写的《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表达他的执政心迹。

　　2000年初，党组织派吕日周前往长治。他敢于在短短的时间里放手大干，发动“舆论监督风暴”、“反浮夸风暴”、“勤政风暴”，毫无顾忌地整治官场作风，据我的观察，撇开他雷厉风行的个人风格不谈，第一，他握有“第一把手”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二，他已经55岁，只有三年时间让他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三，他跟地方利益集团没有任何瓜葛；第四，他严格自律，长期养成了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第五，对山西省情了如指掌。

　　乍看起来，他的政治行为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气质，做事情很生猛，不留情面，不按官场规则行事，其实这仅仅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他深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他大胆进行机构改革，用公开民主的办法，选拔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调整政治结构，改变政治生态，由一个人的战争变成一群人的战争。他不总是强硬，遇到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也会权衡利弊，也会选择妥协。有人给他送钱送物，他不会当面给别人难堪，或具名交到纪委，而是精心挑选第三者还给当事人，极其委婉地表达他的意志。

　　有人说，吕日周是“官迷”。

　　有人说，吕日周在“作秀”。

　　吕日周在官场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议论。比如“官迷”。吕日周的官运一直不佳。当了六年原平县委书记，好不容易提拔为朔州市市长，正想大干一场的时候，不到一年就免了，调到省体改委任正厅级副主任，半年后任主任，一呆就是十年。这十年他没闲着，一直在努力工作，同时大量著书立说。据我观察，他有很高的政治抱负。对于他来说，可能不是简单的“官迷”问题，只不过胸怀经邦济世大志却屡屡受挫罢了。

　　我的问题是，谁进入了官场不想进步？谁不是“官迷”？“官迷”是个贬义词。我想，问题

　　不在于是不是“官迷”，而是为什么要当官，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手段当官，怎么当官。他知道官场隐忍和韬讳的重要，但是他时间不够，而且他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隐忍和韬讳”不是他的风格。

　　关于“作秀”，不仅山西有这样的看法，京城一些人也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搞“广场对话”，“变上访为下访”，每年下访农村农家、工厂企业一二百天，甚至为了绕开“接待”骑自行车下访，凌晨六点讲党课，等等，三年坚持不懈，撵得长治官场鸡飞狗跳，纷纷效仿。据我了解，其实这是他任原平县委书记以来一贯的做法。这些如果算是“作秀”的话，时间也太长了，成本也太高了。起码跟我们经验里的“作秀”不一样。比如，他完全可以像一些人那样，逢年过节带着点钱和电视台记者给贫困农民和下岗职工“送去党的温暖”。

　　对新闻媒体开放也是他“作秀”的证据。我去长治考察，特别关注了“舆论监督”问题。这也是新闻媒体第一关心的问题，“公开”是社会公正的前提，是执政党改善执政方式、建立合法性的前提，当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不过我注意到，新闻媒体关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动机，就是不少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心中憋了口气，借钟馗打鬼。我换了一个角度认识。

　　我认为，吕日周对新闻媒体开放长治一举两得，对内可以改善政治生态，勤政廉政，简洁明快地处理各种社会危机；对外可以建立长治开明、进取的政治形象，引起社会的关注，进而吸引投资。这种做法比那种花大把的钱请记者和名人办活动，写吹捧文章，树立城市形象要高明得多；比有些地方一有批评就恼羞成怒，围追堵截记者，甚至把记者投进监狱好了不啻几千万倍。

　　吕日周也有不足之处，一些报道也谈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最后想说的是，一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吕日周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以及目前刚性的制度约束下能建立一个制度理想国出来，他不过是一个有良知、有抱负的“第一把手”，利用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三年进行最后的拼搏，虽然也不是没有失误，经常“有失分寸”。我的结论是：吕日周能够在山西勉强生存真是奇迹；长治老百姓摊上个吕日周真是运气。

　　最近听说吕日周要被“提拔”了，我不禁轻轻地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风云人物，能像吕日周这样全身而退者几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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