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语境

流浪的水手

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村现实并不是完全隔阂的，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农村子弟，如果不是高
考改变了命运，他们说不定还会像父辈一样通过耕种来养家糊口。乡村是他们的情感寄托，也是他
们安放良心的地方。但是，书斋与乡村毕竟还有一段不小的精神距离。热衷于“草根话题”
    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把农村当成了一种话语工具而已，一些以“本土文化”为资本的学者，
用学院派的优越感来大谈“三农”问题，用一大串新名词来定义农村和农民生活。他们一反上一代
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政治姿态，而是强行将“三农”纳入自己的文本之中。这不仅是一个方法
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成本和受益的问题。急于发出惊人之语的学者，不可能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田
野调查上面，他们所利用的资源大都是官方数字和政府秘书、党报记者的演绎发挥。知识分子的任
务不过是将这种遮蔽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使之更趋向完美。这是一种可怕的思维游戏，知识分
子对农村生活的理解是技术化的，他们对于农村的关照是一厢情愿的，他们的智性设计和争论只在
一个很封闭的小圈子里进行，一方面无法通过进入决策层而引起制度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因为无法
与农村现实相结合而成为一种“自说自话”。  
    进入农村语境，显然不是要求学者用一种形式化的“体验生活”的方式来和农民“打成一片”，
这种令人谈虎色变的改造方式，是畸形政治时代的产物。学者就是学者，农民就是农民，把学者变
成农民，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资源浪费，对知识分子的心理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那么如何实现学者
的公共关怀呢？曹锦清、应星、苏力三位学者的探索和实践耐人寻味。  
    曹锦清在开始他对“黄河边的中国”的观察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难以“入场”，即使
勉强入场，也难以“保存现场”。村民对来访者怀有复杂而微妙的防范之心，他们尝到过说真话的
苦头，担心会遭到当地干部的报复，也清楚对真相的倾诉并不能改变什么。曹锦清反复强调自己不
过是“党校请来讲学的上海教授”，既不是记者，也不是上面派来调查情况的官，以此让农民觉得
他不过是一个搜集学术资料的书生，朴素的农民自然不忍心破坏这位上海学者对农村生活的兴趣。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对乡村社会的“零距离”接触，挖掘了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的最真实的想法。
曹锦清在其中更多的是充当了一种提问者的角色，他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社会调查的目的是发现，
而不是论证。曹锦清把视线从“译语”和“官语”上移开，努力“向内、向下看”。曹锦清把田野
调查中获得的“社会事实”放置到历史长时间段内加以比较，从历史的相似性中启动更深层的理解。
    读《黄河边的中国》一书，我们会惊愕于种种虚假和伪饰，曹锦清的清醒来自他的“入场”。
他的“第一手资料”不是那些打上乡村社会烙印的种种文本，也不是基层干部添枝加叶的渲染和吹
嘘，不是农民瞻前顾后、欲言还休的吞吐之辞。真实来自身心的下移，更是理性过滤的结果。把民
间声音转化为自己的精神资源，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曹锦清慨叹：“一个始终关切着民族命运与
前途的学者，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调查，竟像窃取国家一级机密的外国特务似的。
    每念及此，不觉黯然伤神！“在乡村语境里面，真实从来都不是浮现在表层的。梁漱溟先生曾
经写过一篇文章《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提出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我们应当真
的像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常常念着一件事，常常像要解决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似的
“。曹锦清就是一个真诚的追问者，真切的追问是建立在悉心倾听的基础之上的，在调查现场里面，
学者以非官方的私人身份去获取农民的认同，即使是在享有盛誉的的南街、竹林等作为先进典型的
村落，曹锦清也拒绝充当一个猎奇的参观者，他始终没有放弃审视、批判的立场，断然作出”只供
参观，但无法效仿“的结论。  
    与曹锦清不同，《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应星，则是到三峡库区的贫困大县、移民
大县——平县挂职协助做移民工作的副县长，为了接近真实的百姓心态，他没有采取由乡村干部陪
同的调研方式，而是以“北京下来做调研的‘应老师’”的身份出现。“从北京下来”是应星的一
大优势，因为乡民们对周围的县、乡干部充满了不信任感，而对中央和省级政府则怀有依赖感。移
民上访的目的正是为了惊动上层的注意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改善。在弥散着诉苦文化的山阳乡，乡民
们的诉苦的花样和内容越是丰富，基层干部们的心灵越是麻木。在山阳乡，乡民们几乎找不到发泄
和倾诉的渠道。而应星这个“从北京来的人”则成了他们惟一的听众，不断有移民找到他，希望他
把下面的声音带到北京去。与曹锦清进场的艰难相比，应星似乎更被农民所接受。其实，这也容易
误导学术调查的方向。曹锦清就意识到这一点：“老百姓为什么把我当成是中央派来民间私访的官
员或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呢？这反映了怎样一种社会心态呢？”民意表达的恣肆与
审慎，都容易把真相设置在一个特定的利益框架之内，这不利于理性思考的深入。上书国务院总理
的李昌平在信中动情地写道：“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苦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
上学的悲伤场面”。这种富有感情色彩的文学语言尽管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乡村的现实，但是，
其理性分量却大打折扣。在乡村语境中，情感和理性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应星把自己设定成为
乡村语境中的听者而非说者，目的就是冲淡感情色彩，以开启理性的窗户。学者不是诗人，他只有
把眼睛里面饱含的泪水，转化为穿透一切的智慧光芒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法学家苏力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他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
对基层司法官给予了足够的同情。苏力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往往以为自己是在代表人民说话，
但实际上我们往往是从自己的生活境遇出发思考问题”。基层法官无法撇开基本常识，而适应格式
化的司法。通过耕牛案的调查，苏力发现，基层法官不得不游离于法律话语之外，而屈从于习惯。
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妥善化解纠纷，而不是照搬照抄法律。一个法学院的大学生分配到基层，如果
不掌握充分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就难以“称职”。苏力对基层司法制度的调查，是借助于正式法
院系统的资源进行的，利用上级机关打招呼、开介绍信等方式，并借助于同学、师生、同乡等熟人
关系，以取得受调查者的信任和合作。“我们选择调查的法院都有我教过的学生，并且还考虑这些
学生在当地法院都担任一定职务或至少是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大多是复员军人出身的基层法官对
北大学者“敬而远之”，但是他们其实更愿意同法学家接触，因为他们比庸俗的地方官僚要实在得
多。  
    苏力的调查技术比曹锦清、应星更不讲究，有点儿大巧若拙的味道。为了发现真实追问真实，
学者们以各自的方式去贴近现场。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炒作的时代，学者的声音虽然有些微弱却富
有深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