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花

小春

　　 　　

　　“花儿花，花开啦。摘一朵，回家啦。阿妹要，阿娘笑：戴在头上啦，做伢新娘啦！”我在母亲的摇篮曲中，进入香甜的梦乡。摇篮曲是母亲唱给她宝贝孙子的，就在隔壁房间。“五.一”长假，我回到这里，一个江南水乡的小村庄。只有在这里，我的梦才能称作是香甜的，我才睡得塌实。

　　我蒙头躺在被窝里，听到屋外有噗噗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由近渐远。我知道，天快亮了，上街的人已经动身。他们或挑着一担，或挽着一筐，把些新鲜的瓜果蔬菜，拿到镇上的农贸市场去。他们的脚步声噗噗地响，有点急促，他们起早，也就为了在市场占得一个好位置。然而他们的脚下却不见扬起尘土，或者落叶。并不是天还没放亮的缘故，即使在太阳底下，你也看不见有尘土或落叶，从他们的脚下扬起。他们走得急促，但不失不稳重，眼睛朝前平视，脚板也不会踩上一块硌脚的石头。他们的脚和他们脚下的这条路，早已熟络得同自家人一般。

　　突然，外面的脚步声起了变化，有人在奔跑，杂乱，而且慌张。一个惊恐的、尖利的女声从远处传来，刺破晨霭，刺破窗户，刺破丝被，直刺我的耳膜：阿紫吊树了！

　　我挺身坐起，以为自己还在梦中。使劲地晃了晃脑袋，便再次听到了慌张的脚步声和惊恐的叫喊声，而那声音，已是嘈杂不堪了。

　　全村的人几乎都涌到了阿紫家后面的菜园，在一棵梨树下，白发苍苍的阿紫仰身躺着，老桂伯将手伸进阿紫的下身，摸索了一阵，摇头说：“出屎了，没得救了！”阿紫的子孙们齐齐跪了下去，哭声一片。

　　“阿紫怎么会吊树呢？作孽呀！”在人们的叹息中，我呆呆地望着挂在梨树上的绳子，脑子一片空白。

　　对于吊树，我已感到很陌生了。即使在我小的时候，也很少听说有人吊树的。那时候，上吊寻死的事件时常发生，但寻死的人大多是吊房，而不是吊树。虽然都是上吊，但吊房同吊树是有很大分别的。吊房的人是因为受了委屈或迫害，用根绳子吊死在自家的房梁，或半夜里吊在害他的人家的屋檐，表示怨恨，给活着的人以一种无形的长远的压力。吊树则不同，是做了亏心事的人，自觉没有颜面活在世上，到野地里寻棵梨树或老槐树，一死算数。

　　我正月里还去过阿紫婶家，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看上去日子过得蛮不错，怎么就寻死了呢？而且还是吊树！要吊树，也应该是在二三十年前才讲得过去。那时，她是上吊过一次的，但不是吊树，是吊房。我清楚地记得，她的男人在她被救活过来后骂她：“你有面孔吊房啊！”那意思，她要寻死也只配吊树。

　　阿紫在有了第三个儿子后，就开始做野人。野人是文明一点的说法，难听的就骂她卖X货。不过很少有人这样骂她，骂得最多的是她的男人家土根，还有就是游村的时候，她胸口挂的木牌上，也有这三个字。

　　土根是个好吃懒做的东西，每日两包八分头的经济牌香烟，还要灌一瓶三角钱一斤的枪毙烧（一种白酒）。那个年代，一个正劳力一天的工分也不值一块钱。我好像从未看见土根下过田。对土根，我一直是喊他名字的，没喊过土根伯，如果同时碰到夫妻俩，我就先喊阿紫婶，然后喊土根，没有丝毫不自然的感觉。好像也没有人喊他伯伯或叔叔，全村的老老少少没有人看得起他。

　　土根虽然懒做田地活，但在阿紫身上做生活却勤快得要命，连着使她生了六个小把戏，全部是儿子头。也有人说小儿子宝兴不是土根的亲生子，是隔壁村李光棍的种。宝兴是我的同学，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俩都是同座。我曾仔细观察过，宝兴一点也也不像李光棍，也不像土根，倒是挺像仙山庙的赵师傅，尤其是他俩的鼻子，鹰钩似的，越看越像。我把这一发现告诉母亲，母亲抬手给了我一记毛栗子。赵师傅不是本地人，据说是新疆那边过来的，也有人说是外国的，解放前就在仙山庙做和尚。文革中，红卫兵砸了庙里的菩萨，但没拆庙，也没批斗赵师傅，更没把他从这里赶走。赵师傅不仅是个和尚，还是个文化人，这里的乡亲可以为一把白菜翻脸，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但对文化人却永远是恭恭敬敬的，即便是红卫兵，也不敢对赵师傅下狠手，怕引起公愤。

　　阿紫做野人全是为了这家人家。上有跷脚阿婆娘娘，下有一帮小把戏，一张张嘴都是要吃要喝的。男人家不争气，只有靠自己，而阿紫，除了做野人，实在没有其它路子可走。一个女人家，即使再能耐，日工分最高也就七分，不比男人家，只要满二十岁，不管力气大力气小，就可以拿十分工。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每个村都一样。土根当然也拿十分工，但他不出工，光知道吃烟吃酒让阿紫生小把戏。阿紫就做野人，收点柴收点米，或者鸡蛋什么的，有时候也能收到点钞票。给钞票的人相当难得，因为她接的都是光棍子，光棍子有钞票也就不做光棍子了。

　　对小伙子和有女人家的男人家，阿紫是不接的，这一点她守得相当牢。小伙子同光棍子的唯一分别是年龄，满四十岁还讨不到女人家的男人家，就只能一辈子打光棍了。阿紫不碰别人家的男人家，所以就没有女人家记恨她，也没有人觉得她在做一桩丢脸的事情。土根只要有烟有酒，吃醉了骂上几句卖X货，也不反对她做野人，不仅不反对，还很配合，经常是吃过晚饭就到别人家去坐坐，留出时间来给阿紫。

　　然而，厄运还是不可避免地降到了阿紫的身上。几乎每个村（生产队）都有人被批斗过了，就我们村没有动静，因为我们村是全大队最穷的村，没有出过地主，也没有富农，三十几家人家，家家根正苗红。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阶级斗争在哪里都应该有新动向，于是，阿紫被揪了出来。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阿紫不接有女人家的男人家，恼怒了大队书记。这话虽然放在暗地里说，但似乎也证据确凿，有人曾看见大队书记怒气冲冲地从阿紫家出来。

　　那是秋天的一个中午，很好的天气，太阳虽然明晃晃地挂着，但光线已不再刺人，知了一声声叫着，也是不紧不慢，很舒坦的样子。突然就有一帮人闯进了村子，闯进了阿紫家，几条狗惊慌而愤怒地叫了起来，把不知就里的村民引到阿紫家的晒场上。我赶到的时候，阿紫已被剪了头发，她那头乌黑油亮的长发已经变成了一只杂乱的鸡窝。然后我就看见了满脸横肉的大队书记，正指挥几个民兵把一块木牌挂在阿紫的胸前，上面用红墨水写了三个大字：卖X货。阿紫似乎一点也不慌张，甚至脸上还有笑意，是一种冷笑，把头高高仰起。一个民兵把一面铜锣和一根木槌塞到阿紫手上，游村，就这样开始了。

　　印象中，家乡的泥路从没像那天一样的尘土飞扬，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从这个村游到另一个村，再到另一个村。游行的速度很慢，连小把戏们也没有像往常斗地主那样跑前跑后，然而，却是尘土飞扬！阿紫把胸脯高高挺起，把头高高仰起，不紧不慢地敲锣，不紧不慢地走。有个民兵走到她身后，伸出手，似乎想把她的头摁下，但最终还是把手收了回去，朝两边的人群看了看，退到一边。大队书记在队伍的中间，时不时地举起手臂，高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可除了几个民兵，并没什么人应合，显得有些滑稽。滑稽，但没人笑，只有杂乱的沉重的脚步，和扬起的尘土。

　　人群突然混乱起来，一个女人冲进队伍，直扑大队书记。是大队书记的女人！这个女人，披头散发，嘴里嚷着：“作孽呀，你这个老不正经的！”扑到大队书记跟前，也不见她伸手，大队书记的脸上就多了几道抓痕。人们都楞住了，他们从未见过大队书记的女人如此泼辣，随即笑声四起。大队书记的脸色涨得猪肝似的，给了他的女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喝道：“把她给我拖回家去！”几个民兵上来，把嚷个不停的女人架走了。“作孽呀！”的声音渐渐远去，游行的队伍又开始扬起灰色的尘土。

　　一直到傍晚边，阿紫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土根虎着脸，坐在门槛上，见几个女人陪着阿紫走到晒场，一下就站了起来，冲上去，一个巴掌朝阿紫甩了过去，嘴里骂道：“你个卖X货，你回来做啥，你去死啊！”阿紫的嘴角慢慢地淌出鲜红的血，她怔怔地望着土根，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半夜里，“阿紫吊房了！”的尖叫声划破小村的寂静。当我跑到阿紫家时，看见脸色凝重的老桂伯在阿紫的下身摸索，摸索了一阵后，脸色便松了下来，说：“没出屎，没出屎！”同样脸色凝重的人们都长长出了一口气，纷纷地议论起来。“你有脸吊房啊！”这是阿紫醒来后，土根说的第一句话。从此，土根在我的眼里，不仅显得猥琐，而且是万分的可恶了。

　　阿紫便不再做野人，阿紫家也便一天比一天穷，成了村里头号超支户。直到改革开放后，六个儿子也都成人了，阿紫家的日子才变得好起来，还盖上了五间楼房。奇怪的是，土根也变好了，佝偻着身子，整天在田地里忙碌。

　　“怎么就会这样了呢？”我问宝兴。

　　“唉！还不是我那姑娘作的孽！”宝兴哭丧着脸回答。

　　宝兴说的姑娘，就是他的女儿，叫月明，刚满二十岁。月明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也不回村，同一帮小姐妹一起留在了县城，说是在饭馆里打工。慢慢地，便有些闲话传到村子里，说月明哪里是在打工呀，是在让别人打洞呢！起初还没多少人相信，直到有一天，一身怪里怪气打扮的月明出现在村子里，大家就不再怀疑，这姑娘是真的变坏了。这种打扮，电视里天天都会出现，人们早已相当熟悉。昨天，月明从县城回来，阿紫唠叨了她几句，谁知被一句“你年轻时做得，我也做得！”给顶了回去。阿紫当即流下了眼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晚饭也没吃。

　　“谁知道会这样呢？”宝兴说，“作孽呀！”

　　第二天晚上，赵师傅带着几个徒弟赶来，主持阿紫的入殓仪式。赵师傅早已恢复了和尚身份，还收了徒弟，据说，即使在平时，仙山庙里的香火也是蛮旺的。在一片木鱼声念经声中，赵师傅拿出一只布袋，从里面捧出鲜灵灵的杜鹃花瓣，轻轻地撒在阿紫的身上。

　　“这是什么讲究呢？”“以前没见过的呀！”有人悄悄议论。赵师傅像没听见似的，只管将一捧捧的花瓣往阿紫身上撒，神色虔诚而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