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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2-11-7 23:25
| 只看该作者
舆论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一个名字被广泛传扬，他不是战斗英雄，也不是垦荒模范，他是一个作家，这名字就叫赵树理。当时同样革命的郭沫若激情地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一连几个“新”，足以瞧见这个曾是新文化斗士的赞赏。“新”在哪里？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了大会，号召文艺创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国文学从此在这条路上走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世纪末。终于，文学列车发生了“事故”。“这一代作家的道路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即，接受现有文学秩序成为其中一环，或是自断退路，坚持不断革命和创新。”（《断裂宣言》）饶有趣味的是，这里也用了“新”和“革命”这样的词，联系到若干年前时髦一时的“先锋”一词（我们早已习惯了用“先锋”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样的句子），再联系到那稍后轰动京城的《切，格瓦拉》话剧，原来旧东西完全是可以新用的，最旧的用在最新处，那是化腐朽（“腐朽”也是《断裂宣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为神奇，是一种“酷”呢。
凭心而论，赵树理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作家。他很会写，这一点对当今动辄年产百万字的作家们相同。但是我相信当今那些作家的产品并没有达到赵树理的净重。赵树理的作品情节生动，语言质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其所谓“艺术性”至今还没有被推倒（包括那些否定他的人），不像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这也是我在这里选中他的原因。那么，问题出在哪呢？也许真是承载了太多的思想意义？
的确，赵树理的作品几乎都承载着思想意义。我们举《小二黑结婚》为例：在解放区，男青年小二黑和女青年小芹相爱了，可是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同时也受到了落后群众的攻击，最后受到了区里的干预，以婚姻法为武器，终于顺利结了婚。这是一部表现婚姻自由思想的作品。如果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可是当我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其实不然。作者真的是在歌颂婚姻自由吗？与其是在歌颂婚姻自由，勿宁说，是在歌颂青年人如何受了婚姻法的保护。小二黑所以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是因为“村长头脑清楚”，是因为区长主持公道，“如今是婚姻自由”，是因为有了婚姻法（他原来是根本不知道有这“法”的），是因为有了这一切的保护。假如这一切不保护他呢？
另外，作者肯定了两个年轻人的自由，却同时又剥夺了三仙姑的自由。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她爱打扮，老来俏，也应当有她的权利，可是作品却对她的权益予以了否定。那个给了小二黑自由的区长这样指责：“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而三仙姑自己也很快屈从了，“真有点打扮得不像话，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走什么俏？”为什么女儿结婚了自己就不能再“俏”？因为区长说，因为围观的群众嘲笑。区长说的就是对的，群众说错就是错。鲁迅有篇文章，《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个奴才分别向一个聪明人和一个傻子诉苦，自己的小屋连窗户都没有，又湿又阴呼吸都困难。聪明人对他说，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他高兴；而傻子却要为他砸开一个窗户，他立刻叫来主人把傻子赶走。于是他又荣幸地得到了主人的夸奖：“你不错！”奴才所以是奴才，是因为他把别人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这是奴性。赵树理也许他根本没有想到过这。赵树理所以是赵树理，就因为他没有做这样的思考。鲁迅毕生都在抗拒奴性，独立思想，不料以他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到头来却走到了赵树理们的地步，更不料的是，到了现在他居然被人跟赵树理们捆绑在一起，并成了罪魁祸首。假如他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实际上，我们的文学，不是太有思想了，而是太没思想了。那些貌似思想性强的作品，其实并没有作者的独立思考。赵树理们如此，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也如此，“文革”期间更是如此。那么到了“新时期”呢？所谓控诉“文革”，难道真是源于作家自己思考吗？不！与其如此，勿宁是只因为中央的决议。那部《伤痕》，主人公因为母亲被“四人帮”污蔑为“叛徒”，得以平凡昭雪，她获得了解放。但假如不是被“四人帮”迫害了呢？或假如“四人帮”没有倒台？或是“四人帮”倒台了却没有将她母亲平反？她母亲在她心中是不是还是“叛徒”？抑或是她母亲也有错或是根本就是“叛徒”呢？所谓解放，只不过是作家个人要求碰巧对上了政策，那种所谓解放的狂欢，其实只是一种假癫。
也许有人会说《伤痕》是一部粗糙的作品。那么张贤亮的《绿化树》呢？这是一部貌似反思“文革”的作品，可作者却居然让主人公在学习《资本论》中得到重生。我实在看不出《资本论》对否定“文革”有什么作用。用《资本论》来对照“文革”，只能得出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改造的结论，也就是说，“文革”迫害知识分子，迫害对了。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让主人公学习《资本论》呢？因为它是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的思想是唯一允许的思想。作者扯上《资本论》，是企图让自己的作品思想意义得到提升。这就是文学思想性被败坏的原因。很有意思的是，小说还写了性。但因为思想性上的虚假，性也变成了虚假的标签，一种宣传的附庸，也玷污了真正性爱作品的品格。我不否认中国作家中有许多人在努力进行个人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他们没有成功，他们到头来还是不自觉地掉进了固有的思维定势，或者，终于还是怯弱，退缩了，甚至有人还创造了“擦边球”策略，而且还洋洋自得。文学的庄严就这样被败坏了。
这里有一个名字似是而非，张承志。曾几何，这名字几乎成了固守理想的象征。爱之者敬佩之，恨之者骂其当年的红卫兵。可是当我们冷静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那所谓的思想其实只不过是宗教的教义，跟思想并无瓜葛。宗教教义跟思想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并没有个人思考的成分，它是既定的，你所能做的只能是虔信与服从。只不过，在张承志这里是以弱小族类抵抗强权的面目出现，于是有了反思的错觉，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弱智的狂热，无论你是抵抗，还是顺从，是呐喊，还是欢呼，都只是从一种桎楛到另一个桎楛，没有出路。
于是技术主义出现了。中国式的现代派，意识流，先锋……..有人用意识流表现主流思想，有人带着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搬弄博尔赫斯“迷宫”。那是现代主义吗？假如詹姆斯.乔伊斯没有思想，《尤利西斯》只不过是一本流水帐。现代主义首先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上的革命，所谓的现代主义，只能把文学变成杂耍，让文学走入苍白的死路。我想特别讲一讲博尔赫斯，这个可怜的老头。中国作家，曾经一度以奢谈博氏的“迷宫”为时髦，弄得笔者也心虚莫名，慌忙也钻进了其书肆，战战兢兢，晕头转向，直是怀疑自己的智商，逃将出来，猛地瞧见他老人家的一段话：“具有不朽禀赋的作品却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经得起近似的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的考验，它不会失去其实质精神。”猛然清醒。那边还有人在骂皇帝的新装。可怜的被劣质中国作家害惨的博尔赫斯，可怜的丧失名誉的卡塔利娜.勃洛姆！
于是乎，就有理由出现种种反叛者了，新写实，新状态，新生代（又是以“新”命名！），还有后现代（据王蒙解释，“后”就是“反”），晚生代……. 像冲出潘多拉魔盒，以异端的面目。我为文学的异端叫好，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异端才成就文学。可是，它们真是异端吗？我们看到的只是对世俗的卑恭屈就，对苦难的平面展示，对个人私生活的简单暴露，缺乏追问，缺乏想象力，感性大於理性，我们只能看动感情夸大，描写浮夸，细节繁琐，没有对现实的超离和提升。当我看到王朔的《渴望》，我真想为几乎一个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乃至思想解放运动痛哭一场。而卫慧的《上海宝贝》，也许我不该也以这作品作为靶子，它已经遍体鳞伤，我很容易被当作又一个腐朽、守旧的卫道士。可是我要问的却是：它真的是“新”的吗？一个女人跟两个男人发生了关系，一个国人，一个洋人；一个性上不能给她快乐，一个性上给她大快乐；一个弱者，一个强者，她弃弱者而投到强者怀抱。这是哪门子的“新”？哪门子的叛逆？这是趋炎附势，哪一个朝代趋炎附势者都是这种德性。这种世俗的逻辑已经流行了千百年了，作者只是顺着这世俗的逻辑写来，无怪乎要被人骂作是“用身体写作而不是用脑袋”了。
世俗逻辑不等于文学逻辑。什么是文学的逻辑？一个以表演饥饿为生的艺术家居然把表演饥饿变成心灵需要（卡夫卡《饥饿艺术家》），这是文学的逻辑；一个渴睡至极的小保姆把妨碍她睡觉的婴儿掐死，然后安然睡她的大觉（契诃夫《渴睡》），是文学的逻辑；因为爱人被毁容了，刺瞎自己的眼睛，好让爱人美好形象永存于心（谷崎润一郎《春琴抄》），是文学的逻辑；阿Q被杀头前还要画个圆满的圆圈（鲁迅《阿Q正传》），是文学的逻辑；一个杀人犯行凶后心灵碰撞（陀思妥也夫斯基《罪与罚》），是文学的逻辑。要掌握文学的逻辑，没有锐气是不可能的，要有锐气，就不能没有思想。
在他们中不缺锐气者，“断裂”作家就是一例。据说当初面对《断裂问卷》，不少平庸者战战兢兢，有的害怕收到问卷，有的打电话告诫别人答卷小心，还有的人在答卷时王顾左右而言他。与这些迂腐的人相比，他们的确锐气可嘉。但他们不幸又陷入了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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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2-11-8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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