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精神的堕落

屡战屡败

(一）


      北大精神的堕落，是中国二十世纪动荡不安、屡遭灾难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现在已经不能一句话概括了，是最初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是“民主、自由、科学、向上”？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还是“严谨、求实、创新、探索”？是“无欲则刚、宽容乃大”，还是“敢为人先、标新立异”？是“追求真理、胸怀天下、成才报国、思想自由”，还是“不畏艰难、勇于进取、追求卓越、拼搏向上”？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社会在发展，北大也在发展，北大精神也要发展，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容，无可指责。问题是，北大精神的发展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因为北大精神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似是而非，早已失落，贯穿着它百年历史的，连续未断的，其实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造反精神、颠覆精神、背叛精神。
      北大的造反精神，滋生于“五四”后期，北大的历史可以分为“五四”前期（包括“五四”期间）和“五四”以后两个时期。北大辉煌的历史其实已就集中在第一阶段，“五四运动”中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从此以后，它的辉煌和光芒就开始逐步消失，开始了逐步堕落的过程，在整个二十世纪，北大鼓动和影响了多少次学生运动，造反运动，我不想一一评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期间，北大不只鼓动学生造反，倡导造反精神，更是在思想上，文化上长期开展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造反运动，把它的造反精神根植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中，造就了中国几十年动荡不安，灾难不断的历史。无论是建国前的几十年，还是建国后的几十年，中国人民一直没有真正享受到安宁、平和的太平生活。毛泽东同志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是否在那时接受了北大的“造反精神”，受其影响，有待进一步考证。
    “造反精神”本身没有错，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关键是要看何时造反，为谁造反，特别是造谁的反。在北大的第一时期，北大作为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承担起了民族的期望和重托，它没有历史包袱，它聚集了众多有为的学者、教授，它成了潜心研究、传播先进文化的基地，成了中国的思想库，成了现代文化的象征，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那时的北大真正发扬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那时的北大不但倡导“新文化运动”，而且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殿堂，在如火如荼的“五四”时代，一大批学者还致力于收集和研究民间歌谣和通俗歌曲，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时的北大在引进、消化、传播西方先进的文化的同时，并没有摒弃、诋毁、摧残、作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真正做到了兼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学术大殿堂，获得极高的声誉和名望。那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等，同时又是中国的国学大师。那时的北大是真正的学堂，是提倡的“无欲与宽容”，还没有“造反精神”滋生的土壤和气候。
      到了“五四”，北大的气候才有了改变。“五四”运动本身没错，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问题是“五四”给北大带来了太多的荣耀和光环，也给它带来了过重的历史包袱，特别是“五四”的成就，给北大带来了妄自尊大、舍我其谁、目中无人的骄傲情绪。这种高傲自满的情绪，使北大在对“五四”的认识和总结上，出现了失误和偏差，直接导致了北大开始走向堕落。【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五四”精神蕴涵了“造反精神”。但是，当时的这种“造反精神”，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军阀的统治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民意，整个中国早就象一个火药桶了。而且那时的人民大多没有受过教育，思想还很愚钝。由受过高等教育和外国先进思想熏陶的北大学子和青年学生去开化、引导、号召，自然是一呼百应。当时的社会极需要有人来指明方向，北大学生挺身而出了，所以时机是合适的，他们的方式是号召、发动群众，方法是得当的，他们反对的是北洋军阀，是符合民心的。“五四”的胜利是由中华民族意识觉醒而取得的，绝不仅是这些北大学生上街造反所取得的。可惜的是，北大在总结“五四”成果时，过分得看重了北大的贡献和作用，把“五四”精神当作了“北大精神”，把“五四”运动当成了“北大运动”，把“五四成就”当成了“北大成就”，更可悲的是，北大作为中国最高的学府和研究基地，没能及时发现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造反精神”的危害性和消极影响，没能及时的引导学生回到校园内潜心学习，专心致致的做学问，没能恢复北大应有的宁静和宽容的校园气氛，而是把“造反精神”过分的加以宣扬，过分的夸大了“造反精神”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致使造反精神逐步发扬光大，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浮躁、狂热、浩劫和灾难，  一次次的鼓动学生上街闹事造反. 在每一次的学生运动中，北大都是急先锋，许多高等院校，都是目光盯着北大，都是闻风而动。     
      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北大作为中国的第一学府，没有能够跟上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他们没有能够研究出发展中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中国人民最大的民意是什么？中国人民向往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和生活。他们只知道生硬搬抄西方的“民主、自由”，自然会被人民所唾弃，被中国所拒绝。他们妄想靠一次次的造反运动，来实现他们倡导的西方的“民主、自由”，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意向.所以他们只能一次次的被人民和时代抛弃.空浪费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和热血，却留下许多的遗憾，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和伤害.北大作为中国的第一学府，已有了百年的历史，但是它一直没有读懂中国的历史，没有读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沉淀下来的精髓，没有读懂人民的真正的追求和向往，这也就必然注定了它只能走向堕落。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只有两个人读懂了中国的历史，读懂了中国的民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邓小平，所以只有他们才能不断取得胜利，站在时代的颠峰，成为历史中的巨人。孙中山没有读懂，所以它只能不断接受失败，蒋介石没有读懂，所以它的八百万大军不堪一击，只能躲到台湾岛上去。美国人也没有读懂，所以它只能在朝鲜半岛丢下几万具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对中国望洋兴叹。
      中国的民意其实就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就是“国泰民安”，向往的就是“太平盛世、民富国强”，谁当皇帝、谁当政，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人民经历过五千年的磨难，比谁都清楚天下太平、社会稳定比虚伪的民主、自由更重要，有了社会安定，社会才能进步，人民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强大，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才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谁违反了这个最大的民意，谁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甚至得到人民的抵抗。蒋介石违反了这个民意，在抗日战争后，中国人民急需安定、修养生息的时候，他悍然发动了内战，他的八百万大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被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军队打败。美国人违反了这个民意，中国建国伊始，正要享受来之不易的“国泰民安”，它却把大兵压倒了鸭绿江畔。美国至今也没有搞懂是什么意志支撑着中国跟它作战，它想不通十几万缺衣少食的志愿军战士横卧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冻死冻伤无数，仍然岿然不动；它想不通在上甘岭，他们可以把山头炸翻几遍，就是不能让志愿军战士退却，丢下万余具美军大兵的尸体，已不能前进一步；它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打死的志愿军越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志愿军也越多。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民意的力量，不知道中国人民对“国泰民安”的追求有多么执着。毛泽东的一句话“保家为国”，就能敌过它几十万大兵。北大的精英们，不要再把人民不支持你们，看成他们怕死，你们看看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吧，再比比你们在天安们前的表现，到底是谁怕死，是谁临阵脱逃。
      毛泽东读懂了中国的民意，也很好的利用了这个民意，所以他一生所向披靡，难有敌手。任何反对他的人和势力都会灰飞烟灭。即使在最困难的六、七十年代，人民住着草房，饿着肚子，衣不遮体，也把他当作神一样看待。不要把我们的人民都当作愚民，他们的心里很清楚，苦点、穷点算啥，是毛主席真正带来了“国泰民安”，“国泰”了，“民安”了，还怕过不上好日子。
     邓小平也读懂了中国的民意，他知道中国人民不但追求“国泰民安”，而且还向往“太平盛世，国强民富”，他开始了大胆的改革，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全国人民虽然心里想着毛泽东，心里念着毛泽东，但脚步都跟着邓小平走向富裕之路。
      可是，百年北大，却一直没有读懂，没有掌握中国历史的精髓， 我不是完全反对“造反精神”，一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确实是要有一点“造反精神”的。但是，“造反精神”根植在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的第一大学北大，却使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作为中国第一学府的北大，传承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和传统，应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应是中国人心灵休憩的圣殿，应是中国一块宁静、淡泊、睿智、博学的学士净土；应是中国人的思想源泉，是中国人的知识宝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北大可以有造反精神，有颠覆精神，有叛逆精神，但不应该宣扬在大街上，广场上，而是在北大的校园内，在教室内，在讲台上。北大不止是北大人的北大，还是中国人的北大，如果连北大就变的喧嚣，浮躁、狂热和好斗，那么我们的中华民族何来安宁和理智。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灾难、困惑和不安时，理应表现着应有的理智、冷静，显现出大师的风范和睿者的风度，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为国家、为人民排忧解难、指明方向，而不是鼓动青年学生上街闹事、惹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如果你们培养的都是国家栋梁之材，又何必如此着急，让这些风华正茂、尚未完成学业、尚未走向社会、尚未开始享受生活的青年学生，去承担这个历史重任，去流血去牺牲，不是太早太残酷了？你们早期培养的那么多学生呢？等他们学有所成，走上社会，再挑这个历史重担，岂不是更好？难道你们对自己培养的学生没有一点信心？二、三十年后的中国，还不是他们的。

屡战屡败

二）


     北大人文科学和思想理论的堕落，是促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衰落，民族精神走向空虚、苍白的罪恶黑手。纵观北大百年的历史，除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的几个有影响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外，还能数出几个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能被人们所接受的，受人尊重的，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大师和大思想家，更没能出现一个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家。这足以说明了北大学术理论的水平和地位，思想的苍白无力，说明北大的堕落和耻辱，同时也是中国人的百年耻辱。
      作为中国的第一学府，传承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传统血脉，理应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西方现代文明的吸收引进，在中西文化的融合方面有所建树，有所成就的，理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两方面齐头并进的。可惜，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已逐步堕落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道士，西方思想的代理人，西方思想文化的播种机。无论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无论是健康的，还是腐朽的，无论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无论是共产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它们都统统的吸收了过来，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表现北大的地位、学问和价值。他们唯西方是从，瞧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本无可指责，学术自由，思想解放嘛！可惜的是，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顾西方思想和学问对中国有多少不良影响，会带来什么恶劣后果，怎样和中国文化接轨、融合，洋为中用，只要是新的，越怪越好，统统的一起拿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为最。它们在大力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却摒弃、放松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的传承、研究和传播，甚至恶毒地攻击、诋毁、丑化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成就和精髓，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后果，造成了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无比混乱的局面。这也是造成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之一。
      北大的哲学从马寅初以后，就变成了马屁哲学、献媚哲学。解放后不久，马寅初给毛泽东上书，恳请中央领导兼任北大教授，幸亏毛泽东英明，没有接受，否则一批革命领导都成了北大教授，上行下效，下面的领导又到各地方大学兼任教授，中国一下子就能出现一大批出身于农民的革命教授，岂不成为了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迹，一大笑话。几十年来，北大在这方面一点都没有放松，极尽所能研究马屁理论，马屁经验，向上献媚、邀宠，迎合上面的口味，为上面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或是遮羞布，他们摇旗呐喊了几十年，常常也有拍错地方的时候，拍到马蹄上，被马踢上一脚，从聂云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到文革期间，“梁效”的写作班子骨干，时时都有他们主动献媚的影子。他们的这种马屁哲学，马屁现象，直接培养出了中国一大批善于拍马溜须、察言观色、阳奉阴违、弄虚做假的政府官员和官场风气。
      北大没出一个世界级学术大师、哲学家、思想家，在国内却都是绝对的一流，随手一把，都是各门学科的绝对权威和泰斗级人物。可是，这些国内一流的、泰斗级的、绝对权威级的学者、教授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文化带来了那些灾难和伤害呢？
中国新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一度走向繁荣，名人佳作迭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后期，逐步走向了衰落。北大在其中的作用明显，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思想开放，学说自由，人才辈出，各种各样的作品鱼目混珠，纷纷登场，一批批才华横溢的天才、奇才、怪才，都蜂拥而上，一时间轰轰烈烈，热闹非凡，可是一阵喧嚣过后，中国文学史上又留下了一些什么？给人的感觉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态，是文学的进一步衰落和消亡。
     中国的小说家和诗人大都是出奇的命短，一旦出道，要不了多长时间，要么再无新意、止步不前，要么销声匿迹，江郎才尽，只靠早期几个天才的作品，支撑门面，维持生计。为什么会有这种普通的现象呢？这一现象正是以北大一批文学系教授为首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堕落和无耻所造成的。他们没有能够研究出先进的文艺理论，指导这些年轻才子们，总结过去，在创作上有所突破，更上一层楼，甚至是误导他们，走上歧途，走上不归路，成为直接摧残这些优秀才子们的罪恶黑手。
      看看《严家炎论小说》，《谢冕论诗歌》，就能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泰斗级的严家炎、谢冕为代表的一批北大教授在中国文学界理论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他们在中国文坛如日中天，纵论天下，领导潮流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开始走向败落的时期。
首先看看严家炎对金庸的推崇和颂扬，简直是赤裸裸的肉麻的吹捧。金庸是我很喜欢、很崇拜的一位武侠小说大师，他在武侠小说中的作用有目共睹，把金庸引进北大，给他正常的评价和地位，完全是必要的、及时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正确评价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和琼瑶为代表的言情小说了，重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给他们合适的地位和评价，将有利于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是两快精彩绝纶、光彩照人的奇葩，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和隽香，正如严家炎所说：“是奇迹，是文学史上光辉篇章”，正是它们才使中国的现代文学不太过分寒碜。但是，武侠小说就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就是言情小说，它们只是通俗文学的一部分，只能给文学添光加彩，而不能成为当代的文学主流，它们的荣耀正是说明了主流文学的没落，缺少好的作品引导主流，才使它们抢占先机。北大的权威教授们应该给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及其它一些通俗文学一定地位和积极评价，更应该从中找出他们的成功的根源和内因，为主流文学提供借鉴，指明方向，为主流文学的再度辉煌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可是，严家炎把金庸拔高到了什么地步呢？“金庸小说是一场文学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革命”这个词被北大教授提出来，并不奇怪，他们一向喜欢倡导革命，树时代新风的。严家炎说的文学革命，到底是革谁的命，倡导的是什么潮流和风气呢？难道是要把主流文学的命革掉？难道是要把金庸小说提高到文坛至高无上、文学圣经的地位？难道是要号召作家们都来效仿金庸，去宣扬无尽的国仇家恨、门派争斗、侠胆义士、情男痴女，难道要把武侠精神塑造成中国的民族之魂？难道出过唐诗宋词元曲、出过明清小说、出过《红楼梦》的中华文化，到二十一世纪要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传承血脉。严家炎倡导的文学革命是多么可怕、可恶啊。
     文化就象一桌大餐，荤菜、素菜、青菜、罗卜、豆腐，样样都有，各有所好，不可强求。金庸大师作为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并没有错。严家炎为什么要如此的吹捧金庸呢？是否要把金庸拉出来做一面旗帜，来发动他所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从而使自己成为名垂千史的一代先驱，文学巨人。严家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捧金庸的，是金庸出道之时，还是金庸早已名满天下，还是拥有上亿读者的时候？是真心诚意推崇金庸，还是想借金庸的影响和读者群，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为自己镀金。
      好在，金庸大师早已功成名就，隐退江湖，早过不惑之年，不然，说不定真会在严家炎的吹捧和鼓动下，上一回他的当，真会走火入魔、扯起大旗，充当武林盟主，把文学引向一场灾难。所以严家炎倡导的文学革命，还没有兴起多大的风浪。
      严家炎正是继承了北大马屁、献媚大成的一位教授，其他的几位教授已都学会了这种能耐，也许这种东西在北大真的很有传染力吧！陈晓明吹捧崇尚伪科学的柯云路“睿智的柯云路，永远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真相，说出别人说不出的道理。”是啊！柯云路是什么人呀！他是受过大师传教、仙人指点的作家，他身上有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之气。赵德明吹捧《水乳大地》是对《百年孤独》一次漂亮的跳跃。乖乖，快别说中国文学的萧条、衰落，中国早已拥有超过马尔克斯这样的世界级大师了。还有说“宁可看春节联欢晚会，也不要看高行健”。高行健算什么？中国摆在他前面的大作家有好几十个，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东西，中国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具备得诺贝尔文学奖实力的作家早已拥有几十位了。还有说：“王朔小说是中国第一大俗”，说的好，同样是通俗文学，为什么就不能给王朔、琼瑶等一定的地位和评价，反而唯独推崇金庸。是不是因为金庸人缘更广，影响更大，很受上面人的喜欢呢？
     相对于诗歌来说，北大教授对小说的评论和引导，还算好的，还没有带来灾难性后果。诗歌界才是重灾区，北大教授直接是促使中国新诗和一批年轻诗人走向死亡的驱动力和刽子手。
     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诗歌，新诗、旧诗都喜欢。我读诗，也写过诗，而且常常一个人走在路上，就不知不觉地朗诵一些诗来。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诗歌已经离我渐渐远去，我已经很难找到看得懂的诗了。我落伍了，我跟不上新诗发展的步伐了。可是，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诗歌到底走向了哪里，是什么现状呢。只要稍微了解诗坛的人都知道，诗坛和诗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迷茫、困惑、忧虑和死亡。然后，造成这种局面的罪恶祸首，正是北大的教授，诗歌评论家们。【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八十年代，当“朦胧诗”这个怪胎在中国出现时，就是一个又丑又怪的毒瘤，很多有识之士齐声谴责，臧克家就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这时，北大的谢冕挺身而出，粉墨登场。为“朦胧诗”大唱赞歌，他说朦胧诗是新的崛起，代表着中国新诗的希望。北大的其他教授孙玉石、洪子誠、臧隶、胡续冬等，以及他们的学子学孙们，已都出来擂鼓助威。一时间，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运动席卷了诗坛。谢冕说“新诗潮”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相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现实，真的如他所说吗？决不。随着“朦胧诗”这个毒瘤的长大、扩散，中国诗坛早已得了不治之症，新诗和诗人们在他们的鼓吹之下，早已和人民大众渐去渐远，早已绝尘于大地，漂浮到高空中的神仙洞府去了。现在，连谢冕都认为：“有的新诗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我已经有十几年不怎么读诗了，确实也读不懂了，我自感愚钝，早已不敢与新诗为伍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一本北大教授洪子诚主编的《在北大课堂读诗》，我立即如获至宝，现在有名师指点，还怕读不懂新诗。我回到家，看到了十八页，第一课还没看完，就实在看不下去了。看看洪子诚是怎么在北大课堂评诗的：“张枣的诗，说实在话，我是老师，在座的我年纪最大，又好象长期在研究新诗，应该能读出许多好处来。但其实他们有些诗，我也读不懂。承认这点有点尴尬，但不要紧，比装懂好一些。但是臧隶，还有钟鸣，应该是张枣的少数几个知音之一，还有柏桦，大概还有翟永明。张枣对我来说，有些诗我比较喜欢，有的呢，目前接受上还稍有困难。我不大敢说他们不好，因为我不相信。我比较喜欢他早期的一些诗。”洪子诚的这段话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第一，原来一些新诗不只是我们这些老百姓读不懂，连洪子诚这样的北大教授也读不懂，在北大教授群中也只有少数几个知音；第二，他们读不懂的，也不敢说不好。因为新诗太怪奥，如果说不好，将来被别人解读了，岂不丢脸，有损北大教授的声誉。越是读不懂的新诗，越要读懂，编出一套新奇的理论，这样才能显出北大教授的高深的学问；第三，一些诗人早期的诗是很好的，越到后来越是不可捉摸，不可理解，正是因为这些诗歌评论家的解读、评论、吹捧，实际上就是糊弄，臆造出了一套新诗理论和学术，去欺世盗名。他们糊弄不了读者，读者早已离他们远去，听他们糊弄的，只是一批又一批的新诗诗人和刚刚出道的有才华的新诗人，使一大批诗人走向虚无飘渺的境地，走上了不归路。

屡战屡败

从北大教授的课堂评诗中，可以看出，新诗早已 不是诗，新诗成了他们卖弄的资本，成了他们臆淫的器具，成了戴在他们头上的皇冠。诗人们早已在他们鼓吹和诱导下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半仙之人，成了自命不凡的天下奇才。在他们的鼓惑下，诗人们早已沦落成了中国最可怜、最可悲的一个群体了，看看他们的现状，有多少人穷困潦倒，精神分裂，神魂颠倒，活象一个个戴着神圣光环的神经病，生活在空洞飘渺的、自我营造的大虚幻境。许多诗人早已不堪承受，有的早已自我崩溃，他们已经开始了跳楼、自杀、杀人、逃避，开始走向毁灭。可惜，北大的这些高高在上，拿着国家固定工资，又被诗人象神一样供着的北大教授们，仍然不关心诗人们的死活，仍然在要他们守住。他们怎么守住啊！你们又不能够把他们超度成神，却又要他们去飞向虚无缥缈的神仙洞府，美妙的诗的王国，他们不是神仙，自然要摔在地上，回到尘世间来。他们接受不了现实，他们只能是失魂落魄，精神颓散，只能去跳楼、自杀、逃避、隐住。他们最高的选择只能是把肉体留给尘土，让灵魂飞向诗的王国。
      谢冕、洪子城、孙玉石、胡续冬、这几个新诗的曾经轿夫、鼓吹手的北大教授们，正成为替新诗和诗人送丧的队伍的鼓乐手，他们的徒子徒孙们紧紧跟在后面吹拉弹唱。只是吹出的挽歌，奏出的哀乐，听起来还像诗歌进行曲一样的动听。新诗早已在他们的鼓动下，成了一道谜语，谁也解不开，似乎又能摸到一点模糊的轮廓。新诗更像一道咒语，还是死咒，把许多人套进去，困死在里面；新诗又象一个迷惑人的法轮功，把人害死了，送下地狱，还象是上天堂一样快乐。
      我曾经有一个老师，是中文系大学教授，也是专门研究新诗的，在新诗研究界小有名声。他一直把谢冕当作自己的偶像，到处夸耀他与谢冕的交往。我听过他一堂讲新诗的课。一句“老树倒下了，咔嚓一声。”足足讲了一个小时，还意尤未尽。我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多兴趣，为这几个字，能够搜肠刮肚、牵强附会想出那么多种解释和意会的东西。前几年，他退休了，一次，我去看他，他兴致勃勃的跟我讲，他的诗论集要发表了，而且是请谢冕给他提的名，还是作的序，我没有记清楚。看着他眉飞色舞、飘然成仙而又面黄肌瘦、形同枯木的身影，再看看他贫寒的家境，他爱人在一旁的长吁短叹、忧心重重、不以为然的态度，我的内心一片凄然，一个卓有成就的、年近古稀的大学教授，生活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看来精神鸦片的威力是巨大的，是害人极深的，而一直给他提供鸦片的人就是北大的谢冕。看到这样的情境，我只能对这些北大教授们呼喊一声，放下你们高贵的学术，走出校门，去看看这些被你们熏陶的诗人和诗评论家们吧，为他们选择一条生路，快快救救他们吧。
      如果说，北大的文学教授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文化人，没有好的文学作品看，还可以看看历史名著和外国大师的作品，也可以去看金庸、琼瑶的小说；新诗看不懂，还可以去看看唐诗宋词、读读毛泽东的诗词、朗诵艾青、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等的新诗。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北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表现，就影响到了每一位中国普通百姓，老百姓可以不看书不读诗，却不可以不吃饭。北大的社会经济学家，在国内的影响力超过了其他任何学科，很多都成为了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学说建议给中国政策、决策的影响可想而知。可是，纵观北大百年的历史，他们从来没有为中国提供一种长期有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是由“包产到户”的农民和政府官员发动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摸过来的，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北大为代表的理论总是跟在改革步伐的后面，跟在后面为改革实践寻找理论依据。如果他们能从改革实践中总结出好的经验，提出好的建议，促进改革的深入，经济稳定发展，那也是居功至为，可惜，他们对这场经济改革没有准备，也不深入了解，他们提出的建议往往是一付毒计，严重伤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肌体，他们都是马后炮，是马屁专家。很多很好的事情，一经他们总结上升到理念高度，立刻就变了味，变成了坏事。

屡战屡败

北大社会学、经济学理论的堕落，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屡遭挫折和磨难的思想根源之一，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诸多不安定因素。由北大的一大批既是社会活动家们，又是社会经济学家的教授们组成的梦之队，简直就是针对中国经济的“基地组织”，只要他们一活动，一讲话，往往都是引起中国经济的一阵波动，一场灾难，甚至是一种浩劫。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不合时宜地盲目鼓吹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就是他们带给中国经济的一剂最猛的毒药。我一直没搞清楚，既然是企业，应该是属于经济范畴的事，应该由经济学家们去研究，唱主角，然而在北大却是那些社会学系的教授唱了主角，使这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们又多了一项经济学家的美名，看看费效通等对乡镇企业的热情态度，看马戎、刘世定等对乡镇企业的研究成果吧，正是在他们的倡议、鼓动和呼吁下，中国各地的乡镇企业雨后春笋般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一大批名震全国的乡镇企业家、农民企业家，蜂拥而出，几乎就要承担起振兴民族经济的重任。可是，一阵喧嚣过后，他们给中国留下的又是什么呢？北大在五六十年代没有创造一批农民出身的专家、教授，在七八十年代，硬是创造出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他们点石成金，硬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象我一样的一大批上午下田干活，下午进厂上班的半腿泥巴还没有洗净的农村青年推上了经济舞台，更有一些成了企业明星。有的更被捧成了中外罕见的经济奇才、杰出的企业家。不要怪媒体的吵作，有权威的北大教授在前面提供理论根据和政策支持，他们能怎么吹就怎么吹，怕什么呢？在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北大的社会学家们确实是付出了不少心血，也算是奇迹的创造者了。我应该从内心去感激他们才对呀！可我的内心却沉重无比，因为这些教授们作为社会学家，都是过多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完全没考虑到乡镇企业发展所应遵循的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企业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空有热情，尽干坏事。如果他们真的了解乡镇企业的发展现状，深入到乡镇企业的内部去，了解到真实情况，还会去写出这样的宏篇伟论嘛。
       我八十年代进入乡镇企业到现在，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了，目睹了它的发展和变迁，算是了解一些内幕的，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发言权。《乡镇企业法》规定“本法所称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由于纵所周知的原因，七八十年代我们的农村还很穷，农民刚刚分到了田，哪来的资金投资，乡镇领导都是国家干部，吃国家财政。所以，乡镇企业的投资都是向国家要得钱，或是动用的农业开发基金。从农业部的乡镇企业局到各地的乡镇企业局，再到各乡镇的经委办，他们所管理的由各地乡镇办的集体企业，所有权和领导权归当地乡镇政府，企业领导由乡镇府任命的。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都属于不同的范畴。至于北大社会学系二零零年由刘世定、刘玉照主持的乡镇企业课题研究组，总结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等模式，把现在乡镇经济体中的其他企业都纳入到乡镇企业中，本身就是错误的，是欲盖弥彰，是改头换面，是混淆视听。因为，乡镇企业在90年代后起，朱鎔基收缩银根，这些长期靠银行输血才能生存的乡镇企业不得不经过改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97、98年强制性的企业改制后，现在还有多少家企业的所有权属于乡镇政府的。在我们这个地区，和我所接触的更大范围来看，一家都没有了。实体没有了，名声还在，也许就是因为自上而下的乡镇企业管理机构还在，为它制定的法律政策还在，它的社会影响还在，还有丧后工作要做。据一些专家介绍，外国没有乡镇企业的称呼，只叫中小企业，应取消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法》，可是，到现在，北大还在高举乡镇企业的这面旗帜，乡镇企业这个称号是不是就是北大创造发明的，我还没有考证清楚。但又一次说明北大落在了社会发展的后面了，北大在这方面的研究太辉煌了，舍不得丢掉。他们不断地给乡镇企业增加新的内涵，是偷梁换柱，是挂狗头卖羊肉。他们现在总结的乡镇企业改称乡镇经济体更合适一些。
      乡镇企业为什么在轰轰烈烈、红红火火一阵后，就这么快昙花一现，销声匿迹。行内有一句话，“乡镇企业搞跨了国有企业，个体企业搞跨了乡镇企业。”虽有偏激，却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乡镇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历史的产物，是一个根本就不该出现的经济怪物。
     我在乡镇企业干了二十多年了，我才知道干企业必须具备的几个基础条件，资金、人才、技术、信息、市场等都是不可少的。可那时的乡镇企业有什么呢？大多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靠的是上级的政策；靠的是北大吹出来的招牌；靠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靠的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的精神；靠的是挖国有企业的墙角；靠的是套银行的资金；靠的是腐败手段。那时，中国改革逐步深入，国有企业面临困境，管理也比较严。乡镇企业正好趁虚而入。各级党政官员特别是乡镇领导，都把极大的热情转移到了乡镇企业上，因为这是一块新天地，是一塘活水，是一块自留地。对上美其名为响应上级号召，积极发展乡镇经济；对下可以多捞外快，壮大自己的实力。干好干坏有什么关系，过不了几年，捞足了，送够了，自己就调走了，高升了。民间有句古话：“八十年代用的都是劳改犯”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那时侯，党内还很廉政，思想还不够开放，胆子还不够大。谁胆大，谁敢干，谁敢腐败，谁敢不顾后果、胆大包天、一往直前，谁就能成为乡镇企业家，独领风骚三、五年。这些农民企业家最大的能耐就是报项目，要资金，就是摸透领导的意图，投其所好，而且深得要领，屡有收获。我常和一些乡镇企业家私下交谈，他们的意图都很明确：“欠国家的钱一定要多，起码一、两千万才安全，才有护身符，否则就会倒霉，会被抓，会坐牢。欠到上亿，就是老爷了，银行和政府要来求咱们了。”从这些思想中，你们就可以看到国家银行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呆帐、死帐了。
      搞到了钱，再去挖国有企业的墙角，挖他们的技术、人才、市场。使用的手段自然是高薪聘请了，那些名誉顾问，星期天工程师，技术专家，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吃里爬外的家伙。头上顶着个好名称，到外面又能大捞一把。乡镇企业是腐败的腐化器、催生婆、又是催化剂。中国的经济腐败首先就是围绕着乡镇企业开始的。他们涉及的范围早已超过了《乡镇企业法》所规定的“支援农业义务”的范围，涉及到各行各业，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恶劣。
       这样的企业怎么会维持长久呢？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个体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的兴起，乡镇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银行也养不起他们了。这时，一贯为乡镇企业高唱赞歌，又没有想出帮助乡镇企业走出困境的北大教授们，只是研究出了乡镇企业的改制方案。他们的改制方案就是把乡镇企业送入到历史中去了，可悲的是，他们到现在还不承认这个历史事实。他们当时不顾中国社会实际，鼓吹发展乡镇企业，本身就是错误，自然只能有这样的结果。到后来急急忙忙提出改制，促使乡镇企业消亡，更是错误。也许他们已经认识到发展乡镇企业本身不符合中国国情，也许他们看到那些农民企业家达不到他们提倡的企业家素质和要求。
      我亲身经历了97、98年的乡镇企业改制。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改制的目的，从地方领导到企业家都感到困惑。大家都是情不自禁地接受了这场从上到下的强制性的企业改制，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讨价还价，就把绝大部分创办多年的乡镇企业送给了个人，也就是企业原来的厂长、经理们。因为，这些企业早已倒闭的倒闭，关门的关门，大都揭不开锅，各个都留下了一大笔债务，还有许多社会集资款。这些厂长、经理们逃跑的逃跑，下海的下海，坐牢的坐牢，有的根本就找不到了，还有许多社会集资的老百姓集到党政机关门口讨债，影响了党政机关的办公，这些领导早已被搞得头晕脑胀，束手无策了。忽闻改制春风吹到，谁不想立即卸下这些包袱，把这些扶不起来的烂企业一下子送给私人去。当然，改制方案有许多，但大都不实际，这些企业都是资不抵债，又有许多社会问题，有谁买？有谁愿沾上这个晦气？连送都没人要，只能送给原来的厂长、经理们，因为债是在你们手里欠的，你不要谁要？当时呀，还有许多厂长、经理们想不通，有拒绝鉴字的，在改制大会上，一个地方领导拍了桌子骂人：“没有改制的时候，你们天天往我家跑，都要当厂长、经理，你们不是都说自己的企业好吗？大有前途吗？还要大发展吗？你们的本事不是大的很吗？为什么送给你们都不敢要？你们的骨气呢？你们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在他的怒斥下，这些人只得乖乖的签了字。我当时也认为，这些人完了，一辈子也别想出头了。这些债他们一辈子也还不清了。一些还能运转的，好一点的企业也不服气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出钱卖呢？如果我们也关门倒闭了，不就不需要出钱了吗？他们谁也不想出这笔冤枉钱，后来，政府只能大大的降低了标准，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在全省赫赫有名的、拥有几千万资产的乡镇企业也只卖了一百多万，而且这笔钱，政府还一直没有得到。改制后，一些乡镇分管企业领导和广大员工更不服气了，凭什么我们干了几十年的乡镇集体企业都送给了私人，而且长期受我们领导的厂长、经理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们这几十年辛辛苦苦不都是为他们白干了，一下子不又成了为这些新资本家打工的两手空空的雇工。
       更有戏剧性的事情还在后面，没有两年，那些不愿意接受馈赠的厂长、经理们终于尝到了甜头，原来，他们欠的银行大笔债务可以不还，可以作为呆帐、死帐冲消掉，而且欠得越多越划算。他们不再后悔，他们也白白捡了一个企业，也变成了百万、千万富翁，他们个个都立即风光了起来。我有一个熟悉的厂长，在全省红了好几年，后来倒闭了，欠了巨额债务，检察机关刚查出他有巨大贪污行为，正准备起诉他，改制开始了，政府紧急把他从拘留所保了出来，让他来承担债务，把负债累累的企业，强行送给了他，没过几年，银行的债务已经销得差不多了，他又开始红了起来。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发生这种世界上任何戏剧大师也写不出来的戏剧性转变。
      至此，乡镇企业应该是画上了一个句号，北大的这批社会学家们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培养了一批乡镇的富翁，一批个私企业家，他们仍然是权威，有人请他们题词，有人请他赐字，有人把他们供得像神仙，他们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催生了新兴乡镇个私企业，就像他们仍然称这些企业是乡镇企业一样，享受他们的至高荣誉。他们哪管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大批银行贷款冲消，农村越来越穷，农民越来越困难，反正都是中国人，肥水没流外人田，内烂在了自家锅里。

屡战屡败

许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深刻的思考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国有企业面临困境时，以这些北大教授为代表的名流们，不是帮助国有企业去寻找解困的出路，而是建议、鼓吹乡镇企业的发展，他们煽动起了又一次农民运动，去造国有企业的反。这实在是摧残、瓦解国有企业的绝好途径，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几十年，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农民承受了巨大牺牲，受了很多委屈，一有机会，自然当仁不让，奋勇当先，积极向国有企业开战。争资金，争技术，争项目，争人才，争市场，深为挖跨挖空国有企业为骄傲、为目标。由于体制和各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自然不是这些新生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史，也是大部分国有企业、大集体企业纷纷倒闭的历史。我们不明白，我们能把许多没有学过企业管理，没有干过企业也没有半点技术的农民在短时间内培养成优秀企业家、经济师、工程师，就不能把我们各高校培养的优秀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培养成企业家，他们的水平和能力竟远远比不上一些半路出身的农民和社会人士，有了几十年发展历史的国有企业竟远远不如新成立的乡镇企业。那么，我们的历史沉淀和积累何在。我不明白，这么明摆着的、简单的东西，难道这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北大教授们能不明白嘛？
      直到乡镇企业改制后，我才似乎悟出了一点道理。乡镇企业也许只是他们为中央提供的一粒棋子，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难以深入，难以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国有企业没有出路，改造他们不如让他们倒掉容易，加速发展乡镇企业，正是加速它们消亡的绝好办法。等到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地步，也面临严重困难时，国有银行也养不起了，干脆把它们仍出去，牺牲它们比养活它们容易，放手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和其它民营企业的发展，正是取代乡镇企业的最好办法，所以就不管是好孩子，是坏孩子，都一起扔了出去，送给私人去，进一步壮大私营企业的发展。一些经过许多人努力，牺牲许多人利益，付出巨大代价，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在国内都有一定影响的，成为当地支柱企业的集团公司、明星企业，也一同扔给私人去，这样的顺水人情谁不会做呀。北大的这些教授们，在给中央提出改制建议时，为什么不把各级政府为了逃避债务，大都会采取赠送的方式呢，为了人情，为了好处可以把所有很有前途的企业都廉价卖掉，为腐败提供了又一大方便呢。既然明知道欠国家银行的钱明显收不回来了，当时，为何不痛下决心，清除债务，拍卖资产，尽量减少国家损失，而到改制后又减免，又消帐。这一行为，只肥了极少数的“经济精英”，让他们一夜暴富，使大多数为乡镇企业干了几十年的各地领导、企业管理人员和广大工人一下子从精神到物质变的一无所有，极大的伤害了地方乡镇广大干部群众的感情，使他们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严重怀疑和不信任，使他们又重新沦落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北大的教授们、学者们、大思想家们、大经济学家们，你们在鼓吹乡企改制，提供方案时，想到过这些吗？你们用乡镇企业报上来的辉煌数据和成就，糊弄中国领导人时，你们想过这些真实吗？我告诉你们，在中国最不可相信的数据就是各地乡镇企业局汇报的数据，那是极度的虚夸。他们就是靠这些数据去蒙骗领导，去骗取贷款的。
      等到他们呼吁大量引进外企，促进中国泣血扣关，加入“WTO”后，等到外资企业大量涌入，中国企业纷纷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或倒闭、或被兼并、或被收购时，我才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些北大的教授们和经济学家们一直是在充当着外资企业在国内的帮凶，是他们先期派回来的雇佣军，为他们预先摧毁了中国潜在对手，打扫了战场，他们应该到外国接受崇高的奖赏和赞美。正是他们七、八十年代有效瓦解了中国人辛辛苦苦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多数国有企业，从国有企业到乡镇企业到私营企业，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中国企业从大到小，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到散，早已失去了与西方企业抗衡的资本，当外资企业长驱直入时，它们除了求和、合作，沦为二等公民，沦为外企的加工基地，为它们提供服务，获得一点利益，求得生存外，还能干些什么呢？中国正在逐步沦落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这些深受西方经济学家影响的北大教授，到底是像前苏联和俄罗斯经济学家一样上了西方学者的当，误入歧途？还是早已堕落成为了权利资本、外国资本和新兴资本家在中国的代言人呢？
       他们自然找不到搞活国有企业的良策。他们折腾完了中国企业后，又开始折腾起中国老百姓来。他们为中国老百姓带来的两付毒剂是“股市”和“房地产”。“股市”、“房地产”、“乡镇企业”这些本来都是好东西，搞好了都可以给中国人民带来好处，可是一经过北大教授们的加工、包装、鼓吹、吵作，马上就变味了，变成了伤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道具。因为这些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北大教授们早已不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他们早已不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了。他们所考虑得只是如何尽可能的把散落到人民手中的钱尽快聚集到极少数人手中。
      也许是前一段时期，北大社会学教授们抢尽了风头，现在该轮到以厉以宁为代表的北大经济学家们的风光无限了。厉以宁能获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界泰斗、享誉海内外、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杰出代表，得益于他在“股市”和“房地产”热中的突出表现。看看他的一些精彩论断。“股市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住房完全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入世是经济而不是社会制度接轨”、“小康就是要拥有第二套住房”、“房地产‘泡沫’不会阻碍经济发展”、“九亿农民是个大金矿”、“发展民营经济，警惕仇富心理”、“‘杀富济贫’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我不想一一评论这些精彩论断，从中已经足够看出，他到底在替谁说话，代表谁的利益。正是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投身股市，介入房地产，幕后策划，成为股市庄家和代言人，为这两个极度投机的行业造势做市，摇旗呐喊，才使这两个行业高速的畸形的发展起来，他们制造一夜暴富的庄家，和房地产商的速度远远超过制造真正的学者、专家的速度，使这些庄家和房地产商敛钱的速度远远超过印钞机的速度。他们又为中国官商勾结提供了两个最大最好的广大舞台。他们最大的贡献是杀贫济富，在极 短时间内，把广大人民的财富聚集到极少数人的手中，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他们也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富豪的行列。他们促使着一部分房地产商和经济精英们迈向世界级的富翁行列，使广大城乡人民越来越陷入贫困之中。不用指责他们，这正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确实干的很漂亮。他们不能为中国培养出几个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家，多培养几个世界一流的大富翁，也不失为一大贡献呀。不要呼唤象厉以宁这样的经济学家“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不要呼唤象刘伟这样代表北大未来的希望，会去开出租车体验堵车的滋味。他们早已是中国的精英，只会和经济界精英们、和经济界名流，和精英的房地产商，和精英的股市操作家们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去海滩、去别墅、去打高尔夫，去享受成功人士的乐趣，去讨论如何进一步挖掘九亿农民的金矿，去讨论如何成为世界富豪，走向世界，然后，继续向中央领导和国内外舆论高唱“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不是被夸大了，而是缩小了，”“堵车是北京市繁荣的一大标志”的赞歌。他们哪去会去管基层人民的死活，哪会去管拆迁户的控诉，哪会去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他们早已看不上这些早被他们抛弃、被他们掏空的贱民、这些中国人渣。因为他们是公认的精英。
       更不要指望和他们争论、建议，他们都是名震中外的北大教授，任何人都能拿出权威理论把你驳得死无葬身之地，就好像他们的北大南墙，推倒也对，重建也对，都是超前意识，超前理论，哪容你等小人插言。
       北大的这些教授们给中国带来了哪些积极的贡献呢？我没有学过经济学，自然不知道，从实际生活中，我也看不到。我认为北大在社会经济方面，在整个八、九十年代给整个国家的贡献，加起来不如一个土生土长的何新。看看何新一九九零年在北大的演讲《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和《论世界经济形式与中国经济问题》，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何新致朱熔基总理的一封信和一篇形式分析，看看何新其他论著。多么精采精辟而又符合中国现实呀，你们就没有听见他的呼唤。幸亏有了何新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才没有被北大教授、经济学家们搞的一塌糊涂。中国及时调整了政策，大力保护和发展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保住了国有经济的半壁江山，保住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辛辛苦苦攒下的一点家业，留住了一点血脉。在北大教授高呼“打破三铁”，“国有经济不如民营企业”酿成一大批下岗工人上街请愿时，及时的稳住了政局，稳住了形势。才使中国没有上北大教授们的当，像前苏联和俄罗斯一样来搞“休克政策”，才没有给中国造成更大的灾难和伤害。
      北大的教授们，你们应该醒醒了，看看何新你们不感到羞愧吧！看看何新，你们还不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理论！看看何新，你们还不知道你们自己应该去做点什么！看看何新，你们难道还不反思，为什么何新不出在北大？为什么北大出不了何新？你们还不为北大的前途当心吗？
      从何新及另外一批非北大的中国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北大已经堕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可怕的是，他们正在用二流、三流的水平和理论，在干一流的、超一流的事情，这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我只能对这些北大教授们说，你们已经离中国人民太远了，该回头了；你们受西方影响太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太深了，该住手了。我还要对他们说，中国不是你们的后花园，不是你们的实验基地，更不是你们的南墙可以推倒重建，中国是十三亿人民生存的土地，是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的繁衍之地。经不住你们折磨，也不能再接受你们的折腾了。

屡战屡败

北大学术的腐败、道德的沦丧、校风的败坏，早已使北大堕落为误人子弟、祸国殃民的高贵殿堂。北大一百多年来，导使多少优秀子弟误入歧途，留下了终身遗憾，又使多少热衷于把优秀子女送进北大的家长们心碎失望，早已不胜枚举了。我们不用过份的指责北大过多的学术腐败，频出的教授的剽窃行为，不用过多的指责北大教授们相互攻击，内讧，也不用过多地指责北大“满街西门庆，遍地潘金莲”，北大的一些师生只知道吃饭和**的生活。因为北大还不是神仙洞府，他们也是人，是人都有七情六欲，是人都会犯错误的。但是，明明犯了错误，却不肯认错，还不改邪归正，甚至还要强词夺理，还要自我标榜，大肆宣扬，就决不能让人们接受和原谅了。我们下面从几个有代表性的现象来看看北大对错误的认识和态度。

①、林昭现象
      这个被奉为北大圣女的北大才女，和她的父母亲人，在她骄傲的走进北大校园时，决不会想到她不到二十二岁就会身陷囹吾，被残害致死，更不会想到将来会由她的母亲出五分钱买的子弹结束了她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北大，你想过林眧在狱中的痛苦和感受吗？你想过她的母亲掏钱买子弹时的悲痛和绝望吗？你们统计过，从“五四”到“六四”期间，有多少像林昭一样的才子才女和青年学生，在你们的影响和感召下，命丧黄泉，过早的结束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你们知道有多少家长在和林昭家长一样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煎熬。如果他们当初知道这样的结束，他们还会把子女送进北大吗？他们谁不是从父母身上掉下的肉，是他们的掌上明珠呀！
      北大，如果你认真的统计了这个数字，说不定早已是世界第一了。面对着这个血淋淋的世界第一，你不值得反思吗？你们付出了这么多年轻的生命，制造了这么多年轻的灵魂，到底得到了什么？难道你们是要用这些年轻学子的激情和热血染红你头上的光环？增加你们的历史荣誉？我不是反对林昭和那些优秀青年，相反，我很敬仰他们的才学，敬仰他们的气魄，敬仰他们的胆量，敬仰他们的勇气。我只是替他们惋惜，深深的惋惜。他们不该失去的太早，他们还没有完全展现自己的才华，他们还没有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就过早的凋零了，就过早的去了，这不是很令人伤心和遗憾吗？北大，你对于这些早逝的学生，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说你们是真正的刽子手一点也不过份。看看那些学生的呼喊，“我们才二十二岁，我们还没有学会恐怖；我们才二十二岁，我们还没有学会害怕”，多么真挚的年轻的呼唤，北大，你没有听见吗，你为什么不教会他们珍惜生命？为什么不教会他们最起码的生存能力？为什么不教会他们起码的斗争技巧？你们只教给他们什么了呢？
      林昭，在狱中才悟出了一些道理，她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临死前，她感受更深，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是的，林昭和这些早逝的青年学生大都受骗上当了，被人利用了。他们被骗去了热情和生命。只是，到死，他们还没有真正明白，真正骗了他们的，正是他们引以为傲、引以自豪的伟大母校，杀死他们的最大刽子手也是北大。
      北大，不要继续高唱颂歌了，把林昭塑成贞德一样的圣女，把逝去的学生说成受难的，殉道的圣士；说他们是美丽的天使，是来自上天的光；说他们是民主的先驱，自由的斗士。任何美妙的语言和赞歌都唤不回他们年青的生命，都弥补不了他们家人内心的的痛苦与悲伤，不要再宣扬、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向他们学习，步他们后尘了，不要再高呼“谁是林昭”。你们犯的罪太多，你早应该承担罪责，摘下光环，向林昭，向那些至今还飘荡在中国的上空，找不到安憩之地的年轻学生的灵魂深深地忏悔。

②、余杰现象
      余杰是北大九十年代培养出来的著名才子之一，也是这些年来，北大难得一寻的亮点之一，难得的一个骄傲和成就。当我最初知道，余杰在念中学时，就和我一样，为了“六四”热血沸腾，激情难抑，那么小就能如此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我从心底里替他们高兴，也为我们国家感到幸运，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这样优秀的热血青年，进入北大后，带给他们的又是什么呢？北大又把他们培养成为了什么样的才子俊杰呢？我曾经是他的崇拜者，喜欢他的文章和激情，原以为受过北大教育的他，说不定能成为鲁迅、胡适一样的文学大师，为很少培养文学大师的北大争一回光，添一回彩了。随着我对他的关注加深，我才发现，他在 北大的这些年，是该学的没学到，不该学的学了不少。
      首先，是北大的造反精神深入到了他的骨髓和血液中，他已完全成了文化界粉头饰面的一个造反小将。他学会了骂人，他把钱穆、李敖、余秋雨、赵本山、贾平凹、王安忆、张承志、王朔等一大批比他年长的学者专家都统统拉出来，批评了一番，大骂了一番。大有他余杰出世了，他打虎上山，高喊一声：我来了，那还有由得你们在前面轻狂，统统给他让到一边去的气势。骂人并不是坏事，鲁迅也骂人，李傲也骂人，毛泽东也喜欢骂人，我们应该为余杰的这种精神，这种英雄气魄叫好，鼓掌。
      余杰如果只骂一些文人也没有什么，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嘛，此风可长不可消，尽管让他骂去吧，等他骂出一遍新天地后，我们应该替他鼓掌，替他喝彩。可惜，他在骂人中越来越走失了方向，越来越露出了他真实的思想和人品。原来，他所要骂的不只是这些文人，而是整个中国和中国文化，因为，他在北大的几年熏陶中，早也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黄皮肤黑眼睛的美国人，他又继承了北大的另一大传统——献媚精神，只是他现在献媚的对象已经不是中国的领导，而是美国了。
       他说，“中华民族堕落了五千年”，我不知道，他是从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他为什么看不到世界古代的四大发明，只有中华文明能够传承至今，留下了最辉煌的五千年文明史，而且越发显示出更强大的旺盛的生命力。他们为什么看不到中华文明在五千年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世界的前列；他为什么看不到中国近代一、两百年的落后，主要是因科学技术的落后，或者说西方科学技术的崛起而造成的，并非是中华文明的全面衰落，而且，在经过近代一两百年的磨难和阵痛后，中华文明正焕发出更迷人的，更蓬勃的气势；他为什么看不到连美国都一直把中华文明当成它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强大的对手。余杰说，“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不知道这位北大才子，是没学过历史，还是信口开河。只要稍微了解历史的人，就知道，中国其实是世界上出现叛徒最多的国家，我们不用列举各朝各代出过的那些著名的叛徒，光是蒙古大军横扫中华大地，中国有多少人有意或被迫成了叛徒；看看忽必烈大军突破山海关，一路南下，中国又有多少人有意或被迫成了叛徒；再看看日本侵占中国时，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多少中国人又成了叛徒、伪军；再看看现在还有多少各界精英、留外学生、外企员工已经背叛了祖国，尽干一些叛徒的勾当。我可以毫不夸张的人，凭中国的人口和悠长历史，中国出的叛徒总数绝对是世界各国叛徒的总和。余杰，还在叫嚣“中国缺少叛徒”，是否，还嫌中国出的叛徒不够，是否还想让中国再全部的、彻底的当一回亡国奴。有此思想根源，我们就不难理解，余杰和一些北大学子搞《今夜，我们是美国人》签名会，公开为布什侵略伊拉克去叫好，辩护之类的活动了。他们唯一遗憾的就是美国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侵略中国。好让他们来充当向导，引导美军再来一次千里大跃进，好让他们痛痛快快的再当一次闻名全球的大叛徒。
      余杰为了得美国一个什么狗屁奖，居然跑到美国去，大献媚眼说：“有人说，人权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我不要这样的人权，这是猪权，不是人权。”好精彩的话语，自然能获得美国主子的掌声和喝彩。可是，你这个连猪狗的生存权都不要的余杰，也许你在北大神仙洞府呆得太久了，你已经远离尘世，你为什么不到山区去看看那些贫困人民，你为什么不去关心庞大的下岗职工和失业者的辛酸，再来发展你的高谈阔论。也许你已经是精英人物，不需要和这些穷苦的下等人相提并论。那么就请你关在房间里，绝食三十天，或者干脆脱光衣服到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呆上一两个小时，再来享受你那高贵的人权吧。你到底是北大培养的高才生，还是北大培养的逻辑混乱的傻痴。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温饱权、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没有，还谈什么人权？如果一个人连猪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了，还有人权吗？温饱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本身就是人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东西，你怎么可以不要呢？
      好了，不再谈余杰了，他在我眼里已经是一条叫哮过的疯狗。我只是关心，北大凭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余杰这样的优秀青年培养成为这样一条为美国人看护庭院的疯狗，杂种。我更是关心，北大到底培养了多少和为什么能培养出余杰之流的，欺师灭祖的，没心没肺的徒子徒孙。北大没有培养出一流的文学大师，却培养出了余杰，并不奇怪，因为北大的氛围最适合培养余杰，也只有北大才能培养出余杰。

屡战屡败

我们不用指责北大的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偷逃美国；不要指责马楠这样指责完美国炸我使馆的大学生争先恐后前往美国，最后爬到美国人的床上去；不要指责太多的北大学生留美不归，，甚至成了对付祖国的绝对高手；不要指责众多的北大学生身在国内，心仪美国，象余杰一样随时准备迎合美国。因为北大这块土地太肥沃了，它改变人的能力太强了，它不愧是中国有百年历史的第一的名校。它早已完全堕落成了美国在中国的宣传机器和培训基地。
      可是，北大，我不禁要问，这就是你培养的学生？这就是你追求和奋斗的目标？这就是你交给中国和家长的满意答卷？如果，我们辛辛苦苦把自己的好孩子送去拜师学艺。最后，孩子长大了，武艺长进了，可他整天在嫌弃父母的贫困，丑陋，不合时宜，他抛弃了父母，把父母亲拒之于千里之遥，甚至还要对父母横加伤害，欲置之于死地、赶尽杀绝而后快。那么，我们是怪孩子无知无理，还是怪错投师门呢？【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北大，你还不为自己反思吗？这是你们一贯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过分崇尚西方文明而造成的必然后果。你们使一大批学生失去了仁爱，失去了人性，成了无血的高贵动物，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追逐名利、虚荣，争着去作权势的附庸，走狗，甚至情人小密，他们蔑视比他们低贱的贫穷大众，他们宁愿把爱心放在小狗，小猫和其他宠物的身上，也不愿去关心穷困的人们和生养他们的这片国土，甚至是他们自己的亲人。也许你们会说，余杰已经走了，他只是个别现象。不是，余杰的戏还没有唱完，你们又请来了焦国标唱戏，看看他的诗作《致美国兵》，就知道他是什么个货色。我真想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焦教授看了美军虐俘事件后，还能为美国大兵唱出什么样的赞歌呢。
     北大，你不应该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你应该承担起中国历史的重托，担负起中华文明的历史重任，你应该是宣扬西方先进文明的课堂，更应该是宣扬中国文明的最神圣、最高贵的殿堂。

③、陆步轩现象
      我本来并不认为，陆步轩卖肉是北大堕落的一个标志。在现在社会的激剧变革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半途夭折，成为社会的弃儿。有多少人就此沉沦，虚度残生，又有多少人几经沉浮，从逆境中崛起，重新成为时代的宠儿。我们不用过分要求北大的学生个个都能出人头地，成为社会精英，要用正常的目光看待他们。
     “北大才子”卖肉，至所以引起新闻轰动效益。既有民众感到稀奇，是大家对北大一贯心存的幻想，觉得不可思议，一时难以接受。已有近年大学扩招，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样，大学毕业生求职困难，民众对大学生的期望值降低了，几十年来笼罩在大学生身上的光环淡去了等诸多因素。这本身都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教育的普及，将来出现一批“大学生卖肉”、“大学生卖菜”、“大学生修鞋”、“大学生养鸡”等现象只是迟早的事了。留美博士陈声贵，已经在陕西宝鸡秦岭外搞起了养猪场，两年来无怨无悔，这本身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谁规定了大学生不准卖肉，卖肉的不能是大学生呢？
      陆步轩卖肉的问题是，卖肉的不是他自由选择的，是他维持生计的无奈选择，是沦落到街头卖肉的。北大学生沦落到这个地步，本身是应该值得他们深刻反思的。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去反思，更没有去探讨他们培养的陆步轩这样的学生，到底能给国家和社会作出什么贡献，到底取得什么成就，有什么过人之处，到底凭什么要比别人高出一等，凭什么要比别人能引起社会如此关注。如果只是因为他头顶上的“北大”这个名牌，岂不正是北大的悲哀，是把北大的耻辱，是北大堕落的表现?
      更令人可恶的是，北大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完全无视他们培养了多少社会残渣，多少人有名而无实，名至而实不归。多少人早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和需求，被过早淘汰，而是把责任完全推给了社会，说什么陆步轩是计划分配体制下的牺牲品。试问中国有多少大学生是在计划体制下分配的，在经历社会变革的磨难后走向成功，如果一个北大的学生都不能积极适应社会的变革，不能历经挫折而新生，那么，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北大又何必为陆步轩脸上贴金、为他解脱呢，其实质是为北大遮羞。
      陆步轩使我想起了我的一位考取北大的中学同学，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中，放出了两个卫星，一位考取了北大一位考取了清华，这是我们那所小小的母校历史上取得的最好记录，至今还没有被打破。当时的喜报呀，贴满了大街小巷，连过境马路上贴的全部都是。我也一直为能有这两位高中同学骄傲了许多年。将近二十年要过去了，清华的那位同学和陆步轩一样，被分配到南京的一家机械厂工作，不多久，这家机械厂倒闭了，他只得自己去寻找生路，上广州，下深圳。硬是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虽然，在同届同学中，已经不是混得最好的。但是绝对还是处在前列中。可是，北大的那位同学呢，毕业后竟一时找不到好的单位，母校不愿放弃这个为本校带来荣誉的骄傲，把他请回母校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书教的不好，又不想好好教，后来被提升到教育机构作教研，几年后，也不见什么成绩，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表现出不满，他呆不下去了，最后好像是被北大的一个校办企业招了回去。一去将近十年了，我们这些中学同学，母校老师谁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他好象一下子消失在北大的神仙洞府中了。向他的亲人打听，大都是隐而不答，再也没有以前的神采，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傲人成绩，从他的父母亲人的家境看，好象也没有混出什么出息。他是在埋头研究高科技，还是为名所累，羞于面对故人、师长和亲人呢？
      我的那位同学是幸运的，因为北大的企业收留了他。陆步轩更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无能，他的沦落，使他一下子成了全国的知名人物。陆步轩有了现在的知名度，这辈子不用愁了，自然有人投资，有人关心，有人帮助。说不定他的事业真的蒸蒸日上，他的卖肉连锁店会就此发展到全国各地，说不定也有可能，将来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北大又可以增添一丝光彩了。我只是越想越感到不是滋味，难道北大就不能现实一点，承认自己教书育人方面的一点错误，连落魄弟子也要塑造成当今英雄吗？
      这又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巩俐上北大，这本身是个好事。难得这位国际影星有深造的意愿，这是应该值得赞颂的，大家有点非议，也属正常。可惜，北大硬是把好事变成了坏事。在巩俐入学问题上，不思悔改有越轨之嫌，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反而反讥道“巩俐什么事得罪你了，让你发这么大的火气。即使得罪了你，也要肚量大一些，才算文化人”。更有甚者“巩俐作为国际知名人，来北大学习自然能为北大增加荣誉”，原来，他们藐视一切反对之声，视校纪校规如同儿戏，仅仅是因为要巩俐给他们增光加彩。可悲呀，巩俐再有名，她归根结底还只是个戏子呀。使人难以想象，昔日辉煌的北大，有百年历史的北大，如今已经堕落到要求戏子来增添荣誉、扩大影响了。我的心感到如此的凄凉，北大，你还有什么事情不能作出来呢？
       记得几年前，我女儿小学毕业，我带她到北京旅游。打了个的士，直奔清华北大。一边鼓励女儿，将来长大了要争取考上北大。没想到的士司机却说：“有能耐不要考北大，去考清华。”我说：“北大不是全国第一吗？”他说：“我整年都在北大，清华附近拉客，北大已经徒有虚名，和清华越来越没法比了。”我问“何以见得。”他说：“北大以文科见长，清华以理科见长。学文的善于形象思维，善于搞虚、假、空，学理的善于逻辑思维，考虑问题，干事情都脚蹬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你看看以前是学文为主的当家，国家被搞的什么样。现在的中国领导大多是清华毕业的，以学理为主，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条有理，国家不正在一天天的好起来。”
      我真没想到，北京的的士司机竟有这样的非凡见识，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仔细一想，确实很有道理。我自己就是学文科的，这么多年来，思考问题往往以想象大于实际。例如，我常常不解中国的发展速度太慢，为什么不大干快上，为什么一年不能发两、三艘宇宙飞船，非要几年发一艘呢。渐渐的我似乎有所理解了，学文的人太过于想象了，太过于意气用事了。我们可以在几千年前想象出嫦娥奔月，上入九天，下入龙宫。真是要把这些美好的想象变成现实，还是要学理的科学家们一步一步地去研究，应该承认学理的人更能从实际出发，更能干出一些实事。再看看社会上学文出生的一些政府官员的表现，大都是假、大、空、虚、夸的高手，大都是善于形象工程，注重短期效益。也许中央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央的最高层早已出现了以清华和学理出身的专家型领导为主要班底的结构，这真乃国家之大兴，民族之大兴。
      我写此文，只是从自己亲身感受的一些事件来揭示北大的堕落，我并不贬低北大在理工科方面取得的成就。但我认为，即使北大没有理工科，对中国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还有清华等名校在，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能靠一、两所大学。然而，在社会文化方面，北大的地位却是不可替代，不可动摇的 。正因为如此，它的进一步堕落给中国民族带来的影响才极其深远，才使我不得不写出此文，与大家共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