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天一阁 三四五

屡战屡败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
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
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
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
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
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
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
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
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
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
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
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
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
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
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
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
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
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
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
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
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
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
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
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
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
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
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
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
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
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
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
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
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
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
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
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
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
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
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
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
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
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
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
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
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
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
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
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亡故）
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
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
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
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
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
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
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
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
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
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
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
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
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
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
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
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
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
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
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
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
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
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
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
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
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
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
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
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
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
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
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
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
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
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
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
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
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
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
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
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
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
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
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
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
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
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
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
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
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
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
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
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
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
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
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
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
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
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
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
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
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
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
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
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
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
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
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
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
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
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
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
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
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
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
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
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
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
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
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
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
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
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
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
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
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
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
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
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
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
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
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
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
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
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
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
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
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
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
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
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
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
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
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
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
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
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
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
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