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三个男人

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本土里，会不会产生像村上春树、伍迪·艾伦，或者是
王家卫那样的作者。可能目前是不会的。即便出现，我们他们也是被一种绝对力
量的传统的价值观所排挤的吧。似乎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来是受老一代们批判
或是鄙夷的。

   “城市”这个词汇在传统和历史的眼晴，充满了异化的物质主义、冷漠的消
费主义之类的贬义。似乎“城市”的对立面是“人文”。不管“人文”的含义是
什么，新人类们拥抱城市,迷恋城市。那么，三个城市里的男人，三个在后工业
都市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男人，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村上春树是恋物的。有时，我觉得音乐在村上的小说里不是什么所谓的精
神，其实是一种扎实的物质。而伍迪.艾伦，无论是拍摄陷入窘境的纽约知识分
子，还是聚焦被曼哈顿高楼生活摧毁的都市个人，那些个体总是无历史的，无原
由的，主人公的焦虑自他出世之日存在，他的困惑永远缠绕在他的私人生活里。
伍迪·艾伦所关注的个体，是抛弃了逻辑和背景的个体。而王家卫呢，喃喃自
语，对自我的感受恋恋不舍，城市生活对王家卫电影中的人来说，是一个恍惚地
印象，一瓶刻着过期日期的凤梨罐头，一次下雨的麦当劳门口的邂逅，没有历
史，没有背景，没有结局。正如玻璃的碎片，反映着尘世生活的倒影，你却无法
将它缝补弥合。

　　如果城市如人们所说是破碎的，晦暗的，烂碎的，自我的，我们仍然将它拥
抱。因为我知道，浪漫主义乡间原野的现实正离我们远去。绿色的乡间原野正被
口号化，时效化，功利化。历史很重要，原野很重要，正因为历史像一张巨大的
网，无处不在地将我们笼罩，我们才需要逃离历史，让我们拥有更多可能的平面
吧。但这种逃离是绝望的，我们的生命，仍然被纵深化，我们成为历史博物馆里
的一页年鉴。

　　也许我们所成长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化是一个恨不得撇弃所有传统之气的文化
时期。在快餐店里有汉堡包我们就不选择肉包油条，有可乐我们就不要豆浆，你
可以批评说这好或不好，营养结构优或良，但对于我们这批没有什么苦难或饥饿
记忆的年青人来说，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从小所沉浸的日本漫画或是福尔摩斯
侦探故事，稍后的偶像剧，都影响了我们的理解的历史。没看过保尔-柯察金也
被偶像化了吗？

　　如果一个学生不关心自我内心，他是无罪的。可如果一个学生不关心历史，
对于老师或家长来说就是一个失败。如果他还不关心时政，他就是一个没有责任
感的人。那么，既无历史感又无责任感的人，就是该下地狱的人吧。这种自责深
刻地笼罩着一种写作，或一种学术。上大学时我们遇上村上的小说，终于给自己
找到了一个不下地狱的借口。年届五十的村上春树对媒介宣称，他几乎从来不看
现当代日本文学作品，也不读历史书，认为没什么看头。他推崇的作家史蒂芬·
金就是完全没什么历史感，完全靠想象力编造故事的人。

　　村上春树是一九四九年出生的人，要说回忆，他已经是有五十年回忆资本主
义历史的人，可是他在他的小说里仅仅是凝滞青春，他把青春无限放大了，同时
他把物质生活中的青春绝对化标本化了。正如他的经典段落：“四月一个晴朗的
早晨，我在原宿后街同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女孩子擦肩而过.....四月的一个晴朗
的早晨，少男为喝折价早咖啡沿原宿后街向西向东走，少女为买快信邮票沿同一
条街由东向西去，两人恰在路中间失之交臂。失却的记忆之微光刹那间照亮两颗
心。两人胸口陡然悸颤，并且得知：她对于我是百分之一百的女孩。他对于我是
百分之一百的男孩子。”

　　在电影学院看王家卫的电影，看到《重庆森林》时，猛然惊呼：这不是村上
春树的电影小说吗？王家卫听到这话可能暗自笑笑不作回应，但是村上春树对于
物态的细微质感的迷恋，对于时间的物理般精确记录，对于无所依托的都市生活
的温情抚摩，都是在香港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堕落天使》和《春光乍
泻》里完全可以呼吸得到的。同样，正是在那样一种都市生活里，在建立在个体
知识分子道德立场的自由中，才会有伍迪.艾伦的DESTRUCTIVE HARRY《毁灭哈
利》和ANNE HALL《安妮·霍尔》

　　那个有着生活挫败感的知识分子气质的，那个在都市中以爱情和记忆来饮鸩
止渴的男人，那个以距离感和游离状态来维持个体与社会的游戏规则的男人，他
也许长着一副伍迪.艾伦的矮小气质，或者戴着一幅王家卫的墨境，要么是在村
上经营的爵士酒吧里正在餐巾纸上写字的那个男人。

　　我想，在东京的某个爵士乐酒吧，或者在香港的旺角区高楼下，亦或是曼哈
顿彩票飞翔的街头，这三个男人：村上春树，王家卫，伍迪·艾伦，趁各自还未
衰老之前，有理由握一次手。彼此取得城市冰凉生活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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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瞬    时间: 2003-2-26 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