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乌龟与利益兔子的赛跑

权力乌龟与利益兔子的赛跑

            我们对餐桌上佳肴的期待并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求他们博爱，只望他们自爱，因而，我们也决不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而只说他们可获得哪些好处。


            ——亚当·斯密

            通常来说，相信寓言是幼稚的表现。以致有学者强烈地反对通过童话、寓言对孩子们进行启蒙教育。在寓言中，情节往往既不符合常理，也违背逻辑，只是一相情愿地为某个先设的结论进行编造，然后告诉孩子们：“如果你像那只骄傲的、懒惰的兔子，那么你就可能要输给乌龟”。事实上，即便某一次，某一只兔子在赛跑中输给了某一只乌龟，但这绝对是偶然，这个结果能重复的概率几乎为零。从常理和逻辑而言，乌龟是不能跑过兔子的——只要我们试图使这两种动物要一起来赛跑。


            所以我不会幻想仅仅依赖这么一个荒诞不经的“龟兔赛跑”来培养3岁女儿的勤劳不懈和不骄傲的品质。要培养她的勤劳，只有让她从小就能感受到，勤劳不懈可以获得怎样的收益，而懒惰失去的将是她不能情愿的。至于不骄傲，我根本就不会这么培养她，我当然要告诉她是天下最棒的——不过，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成为天下最棒的，只有努力和分享才能使自己进步最快。


            可是，有很多成年人也令可相信“龟兔赛跑”中乌龟能够获胜的童话。他们以为，只要不停地宣讲这个故事，就可以使其他人，特别是其他的成年人能够养成美德，变得自律、廉洁。


            现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就是新版的龟兔赛跑。

            在这个版本的龟兔赛跑里面，一方是代表政府权力的乌龟，另一方是代表官员个人利益的兔子。官员的利益兔子驱动他们通过手里的公权来谋求私利，因此，政府的权力乌龟就要与官员们的利益兔子进行赛跑，只要权力乌龟跑过了利益兔子，腐败就能够降低到最低以至消弭。


            先简单澄清一下，为什么是权力“乌龟”和利益“兔子”？政府权力用于谋求公共利益时，从来都不是高效率的。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公共利益从来都不是拥有权力的人的最优先选择——即使他是个品德高尚的官员，也需要遏止/掩盖住自己私欲才能扮出“无私”的模样。因此，在反腐败这个谋求公共利益的活动中，代表政府权力的只能是一只慢腾腾的乌龟。而在官员动用公权来谋求私利的过程中，他是受着人类最本能，最天性的利益驱动，因此，在腐败这个谋求个人利益的活动中，代表个人利益的就像是一只劲量兔子。


            在腐败与反腐败的搏弈中，权力乌龟是不可能跑过利益兔子的。特别是，当官员同时扮演着权力乌龟和利益兔子的时候，代表公共利益的反腐败权力乌龟不仅跑不过利益兔子，甚至还帮着代表个人私欲的利益兔子快跑。原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就曾经在就任的记者招待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到：“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而在说这番话的当天，就“笑纳”了来祝贺他“荣升”的40多个红包，近100万元。[1]


            肖的言论和行为可以作为这场“龟兔赛跑”最生动的一个注脚。因此，就难免有经济学家幻想既然权力导致腐败，权力乌龟跑不过利益兔子，那么减少公权是否就能够很好地解决官员的腐败问题呢？实行非国有化以及市场化固然可以减少利益兔子的机会，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龟兔赛跑”的命题。无论怎样减少公权，剩下的政府权力都必然是由官员来掌握，当面临“龟兔赛跑”时，减少腐败的机会并不肯定意味着减少腐败的程度。实行经济自由化的阿根廷经济崩溃于一旦，长期和广泛的腐败是重要原因之一。


            反过来，也有言论认为公权不必然导致腐败。在改革开放前的毛时代公权比现在还要泛滥，但官员腐败却并不比现在严重。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那时的利益兔子跑不过权力乌龟，根本就在于权力乌龟束缚了几乎所有经济利益兔子的手脚，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毛时代与儒家统治最僵化的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靠束缚利益兔子的方式来取得“龟兔赛跑”的胜利是最愚蠢的方式，它几乎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停滞，效率极度低下。


            所以也可以说，经济改革是对以前权力乌龟全面僵化的反动。经济改革通过部分释放经济利益兔子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可释放利益兔子除了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也同样释放了官员的利益兔子。权力乌龟一旦解开利益兔子的手脚，利益兔子就会不停快跑。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利益兔子并不是真正有害的。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发展，交易的延续都仰赖于每个人的利益兔子驱动。当导致官员腐败的利益兔子快跑的同时，这个社会其他人的利益兔子也驱动他们不断追求着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才导致繁荣的局面。但官员腐败的利益兔子与市场经济活力的利益兔子不同，后者是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们青睐的“市场的力量”，而官员的利益兔子是损害市场的消解的力量。


            如果说市场的秩序和持续繁荣，以及社会的创造力可以倚靠自由竞争的市场搏弈来逐渐地“进化”，但官员的腐败使这个“进化”的过程偏离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大量的社会资源被用于行贿和“公关”，整个“进化”的导向就变成了权胜优汰。在这个意义上，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在鼓吹腐败是种次优化选择的时候，显然没有考虑腐败对市场的秩序建立，持续繁荣以及社会创造力的破坏影响。我们如果把市场的“进化”类比自然的进化，腐败就好比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污染，短期我们也许看不出它的弊端来，但长期后在市场生态里进化出来的可能就不是优秀的“生物”，而是冗赘的变态的五条腿青蛙。


            相对地，另一些言论则不愿意从削减政府权力的角度来谈论腐败问题，他们更愿意相信“官德”，通过以德治官来消除腐败。如果说，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们对“看不见的手”有着过分的幻想，这些对“官德”抱以希望的言论就虚拟了另一个“看不见的心”。对“官德”的迷信从经济学角度就确立了两套道德标准，认为官员应该比民众更加无私和自律。这种来源于“内圣外王”的道德乌托邦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有效的证明。相反，经济学家则相信，“这个世界的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弗里德曼）


            无论是寄希望于削减政府权力，还是寄希望于“官德”，实际上都是幻想着权力乌龟能够跑过利益兔子。前者不过是希望权力乌龟能放弃一些辎重，从而能轻装上阵；后者则幻想“看不见的心”能使官员们的利益兔子跑慢些。可是，无论是腐败的利益兔子，还是反腐败的权力乌龟，他们从根本上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极大地浪费着社会和市场资源。


            例如，权力乌龟如果要执意跟利益兔子赛跑，那么它就必须要维持昂贵的反腐成本。最简单的例子不过于反贪局的官员调查时，必须要有足够的经费来维持；更关键的是，即使花费了大量的经费，调查清楚一个对象对于反贪局官员来说本身就是乌龟与兔子赛跑。还不用说需要反腐败监管的对象对于中国来说实在是过于庞大，不仅庞大的政府系统官员需要监管，中国特色的同样庞大的党群系统官员也需要监管，还有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管理官员也不能忽略。因此，靠权力乌龟自己来反腐败，无论怎样都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那么，应该由谁来跟腐败的利益兔子赛跑？这个问题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述，然后问一个孩子。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跟兔子赛跑的，当然是另一些兔子。


            权力乌龟与利益兔子赛跑难以取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前面提及的两种驱动力量的不同，倚靠职责来驱动的反腐败权力乌龟与受利益驱动的腐败兔子之间，在比赛未开始就预示了结果。因此，要跑过腐败的利益兔子，就只能是受利益驱动的另一群兔子。


            从一些民主国家的反腐败案件不难看出，在欧美国家政府官员的腐败（其程度按中国标准是十分轻微的）被揭过程中，最不遗余力、效率最高，对腐败官员最具有威慑力的恰恰不是政府的反腐败部门，而是新闻界。代表新闻界的记者，就是另一群利益兔子。对报纸等媒体来说，挖出民众最关心，最具有爆炸力的新闻是保证报纸销量或电视收视率的王牌；相对地，民众对倚靠纳税人养活的政府官员具有本能的敏感和警惕。受法律保护的新闻监督是那些腐败官员最忧心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南丹矿难被揭露的过程已经彰显了新闻媒体在捅破地方政治黑幕方面的效率和作用来。其实不仅是媒体，给广大民众以表达的渠道和法律的保护，那么官员继续腐败就要冒巨大的风险。这里面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无论媒体记者，还是其他的民众，他们在捅破黑幕方面无论有怎样的谋求个人利益，都是值得鼓励的。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如果一方受到诘难，往往质问对方“别有用心”，是受到“商业利益驱动”。其实，无论是别有用心还是受到商业利益驱动，只要他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了受法律保护的看法或质询，就是可取的。


            除了媒体记者，在每一起腐败事件的后面，都必然有受损害的其他民众，因为腐败过程实际上是对有限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官员的腐败来源于行贿者的“多吃多占”，而额外“多吃多占”的部分就是其他受损害的民众利益。这些受损害民众的利益兔子奔跑起来一点不比腐败官员的利益兔子慢，问题是，民众受损害的利益兔子由于被权力乌龟捆缚住手脚，至今都没有被释放出来，所以官员们可以腐败得心安理得，可以高枕无忧。


            市场也好，社会也好，只有所有的利益兔子都参与赛跑，整个社会才能进入良性运转的渠道。腐败的利益兔子之所以泛滥成灾，根本就在于没有可以与它们竞跑的，可以制衡他们的利益兔子。如果说腐败源于人性的贪婪，那么一个可以制衡的社会体制其目的不是要使官员们从心中消弭贪欲，而是通过制衡的其他利益兔子的竞争，利益兔子之间尽可能公平的自由竞争最后就能“进化”出一个理性的、最接近理想的“不完美制度”。


            从这个角度，也就是要正视并且承认每个人，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他们私欲的合理性。任何试图消弭人类私欲的企图都是自欺欺人；任何唤起人类道德以消除或减轻私欲的尝试都是沙地建厦。早在封建时期，皇帝就试图通过教化来澄清吏治，宋太宗赵光义就曾亲自撰写《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试图说服官员们克己奉公，结果宋人则把它改成打油诗“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瓮牖闲评》）。这可以算是对幻想道德教化来澄清吏治的一个讽刺。


            通过宣教来唤醒官员的美德，就如同通过童话、寓言来告诉塑造孩子们良好品行一样。欧美文明国家的历史也显示了，要保证为官者忠诚于公共利益的最好方法仍要借助于外部制衡结构；且这种外部制衡结构能真正触动为官者的私利。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有了后来西方吏治中的一方面的“高薪养廉”，另一方面的对不合格的官员依据法律进行的最严厉的经济上处罚。Ｓ·贝克尔等人行为经济学更是主张，对官员抱道德幻想是不行的，约束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要使他们清楚，无效率与腐败，将会使他们一无所有。[3]


            关于通过与外部利益兔子的赛跑来达到对腐败的有效制衡，即使在大陆中国也有着可以总结的案例。足球媒体、球迷以及足球界“圈内人”之间的博弈可以很好地总结和参考。作为能引起广大民众关注（球迷），有无关国计民生的一个“圈子”，足球媒体得到普遍的繁荣发展。除了《足球》、《体坛周报》等传统强势媒体以外，各地的各种报纸都推出足球的副刊或者专门的套刊，央视的“足球之夜”直播一度脍炙人口。在去年的黑哨事件中，媒体的穷追不舍，受损害的利益兔子宋卫平们的挺身而出，使球迷、俱乐部、足协官员之间其实早已不是秘密的默契最终能逐渐被揭批出来。在整个事件中，媒体为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连篇累牍地聚焦“黑哨”，甚至时有制造假新闻的谣言；受损害的绿城利益兔子宋卫平不甘心数千万的投入却落个两手空空（我相信，如果最终升A的是绿城，而不是中远，那么宋卫平是不可能挺身而出的）。在这里面，每个角色都在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尽管这些利益有些合法，有些不合法。同被利益驱动的兔子间的赛跑，最终才能使真相水落石出。


            如果在“黑哨”事件中参与揭露的媒体或者俱乐部老板不是因为私利，而是出于公心，那么他们的动机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他们却可能比权力乌龟还要笨拙，根本不可能投入如此的热忱和精力。


            因此，在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中，权力乌龟根本不用下场参与利益兔子的角逐。它只需作好赛跑的组织者和裁判，让所有的利益兔子们都在规则的游戏下进行赛跑。在这个前提下，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期望的通过减少公权来降低腐败的措施才可能达到期望的效果。同样，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合理地讨论“官德”问题。斯密曾说过：“我们对餐桌上佳肴的期待并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求他们博爱，只望他们自爱，因而，我们也决不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而只说他们可获得哪些好处。”这句话用来表达对“官德”的要求也是恰当的。


            不仅利益兔子们通过赛跑来达到制衡和优胜劣汰的自然过程，权力乌龟们也同样需要在内部建立制衡的制度结构。导致官员腐败的利益兔子本身就来源于权力乌龟自己，让官员们通过代表公共利益的左手与代表个人私利的右手来“左右互搏”，互相制衡，本身就是一道不可能有解的荒诞题目。只有成人童话中的周伯通可以具有这样的本领，现实生活中左右脑胼胝体割开的裂脑病人可以有类似症状。而我们是不能期望政府官员具有成人童话的虚构本领，或者像分裂病人一样行为。


            权力乌龟内部的制衡意味着制定赛跑规则的乌龟和执行裁判的乌龟是互相独立，彼此约束的。乌龟们的权力应该来源于民众的选择，利益兔子们的广泛权利是对乌龟们权力的最有效约束。用美国学者霍伯特·金蒂斯的说来说：“民主是一种最有效的制衡结构”，“民主制度的力量主要不在于鉴别领导者的个人素质，而在于通过言论自由、信息交流的自由、适当程序、定期选举的方式使领导者必须对其权势负责。”
            我想，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也是希望达到同样的目的。

            [1] 《中国贪官的廉政语录》，来源：三九e行为。

            [2] 《腐败的经济学原理》，盛洪，来源：中评网。

            [3] 《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德》，卢周来，来源：八面来风。



欢迎光临 空网论坛 (http://bbs.kongweb.net/) 作者: 屡战屡败    时间: 2003-8-13 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