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异端”的纪念日
又到了一个三月五号，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说三月五日是学雷锋的日子，接着我们就知道雷锋是如何的高尚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我们幼小的眼睛里，雷锋是圣人的化身。
可是你知道吗，这一天是一个叫遇罗克的普通青工的忌日，那一年，他27岁。
哈谢克说“伟大的时代就得有伟—大的人物出现。有一种谦卑的，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既没有拿破仑的英名，也没有他那些丰功伟业。可是把这种人的品德分析一下，连亚历山大大也将显得黯然无色。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可能以前是，那么，如果要找哈谢克说的民间层面的英雄，我想就是雷锋和遇罗克了。
但是这两个人是如此的不同，从头到脚没有一处相同的地方，我尊敬雷锋，也尊敬遇罗克，可如果非让我在一天之内决定该纪念谁，我宁愿选择后者。生活在缺少异端的国家，你才会知道遇罗克的重要性。
雷锋与遇罗克的比较，其实是道德和常识的比较，我承认雷锋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可我无法不怀疑他的智力，菲尔丁先生说，机善良又聪明的人很少，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如果有人能证明我这样推己及人是偏颇的，我将非常高兴。假如有人告诉我，一个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我是万万不能相信的，因为我们都是人，首先要吃饭穿衣然后才能谈其他的，只要你一吃饭一穿衣就难免利己，或者你可以选择不穿衣服，饿着肚子去吃饭，不过这样下去难免会把利人的人都饿死，一个两人也就算了，假如大家都这样，那我们的粮食就会因为没人吃而烂在仓库里。对这种事情，亚当·斯密先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说“（一个个人）追求私利的动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一个与他的初衷风马牛不想及的结果。这个结果并不总是遗害于与他的动机无关的社会。通过对他自身利益的追求他常常造福于社会，而且比他有意识地去为社会牟利更有效。我从没听说那些为社会公益所做的交易能给社会带来多少好处。”这话的意思就是，利己没什么不对的，你先把自己管好了，再去帮助别人不是更好吗，假如你自己饭都吃不上，偏偏要帮别人吃好的，那恐怕不是脑子被什么东西所刺激而不能自拔，就是在宣扬某种虚伪的道德——我要说的是，假如别人没饭吃我有饭吃，我很愿意帮助别人，可如果我自己饿的要死却要去帮助别人，那就过分了。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觉得我们都有拒绝这种虚伪的崇高的必要。
在我印象中，道德这个东西是不能拿来给别人的，只能用来自律，你比如说我追求某种道德，这很好，但是如果把我的这种追求推而广之，让所有人都跟我的追求一样，那就很没意思了。
我们的社会有着一种东西，那就是道德永远唱高调，常识永远唱低调。从我自身考虑，我更愿意低调一些，因为我尚年轻，对道德的把握不是很大，而常识就不同了。我个人比较笨，但是我喜欢把自己弄的聪明一些，这个过程我以为道德的帮助不大，比如我可以说某某事是不道德的，这个话谁都会说，从小我就知道在公共场所吐痰是不道德的——这样的东西并不能显示出我在智力上的进步，可我如果说，这个吐痰不仅不文明，而且不卫生，痰里面有多少多少细菌，会传染多少病，这样的事情是损人不利己，所以我们以后最好少在公共场所吐痰——这就涉及到了常识的领域，而我以为，后一种说法看上去更有道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见过了太多不讲道理的人，听到了太多不讲道理的事情，所以这种讲道理的说法让我很向往。
说了这些，你会明白我对用常识说事的人是多么的喜欢，更何况这个人是在一个常识被践踏的时候说出了常识。现在想起来，遇罗克说出来的东西很简单，不过就是一句“人人生来平等”这句话被叫了很多年了，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时代，他公然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把这样的一个常识踏在脚下的时候，这句话就显得那么重要，更何况在那样的条件下，说出这样的话需要什么样的勇气，我不说大家也应该知道。
表面上看，窥破常识并不难，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做到，其实这只不过是说着容易做着难的。常识是很简单，但是你要想掌握他，还是应该具有起码的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独立思考，说的煽情点就是做“我”而不做“我们”，我说这话有人不同意，觉得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不是反对集体主义，只是说，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是坚持独立的自己思考的好，这一点遇罗克做到了，雷锋却没有做到。我们的社会似乎总在做这样的选择题，要么做和潮流相反的人，要么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中间一点调和也没有，其实也很难调和，我决难相信一个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能和一个把三卷选集翻过来到过去看的人一样安于做一个螺丝钉，这的意思就是，你做了螺丝钉，恐怕就很难独立思考，你把自己都交出去了，那你自己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关于常识和道德，我觉得，首先我们有常识，知道是什么，怎么回事，在这个基础上再谈道德也并不迟。而否定常识，就是闷着头去做好事，其结果未必比不做好事要好。在我看来，做个明理的人比做个道德上的完人要重要的多。
有句话讲，理性的光辉能照亮黑暗的什么什么，以我的观察，我很容易就可以提出反证，证明有了理性也不一定能照亮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你觉得理性是个手电筒，大家就是不拿他照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人平等叫了这么多年，上海北京的高考分数还是居低不上，更厉害的是在一片反对声中北京不但没有反省的行动，反而和上海一样关起门来搞“素质教育”，不跟一个考卷，你要问我我就拿“素质”打发你，至于这种素质，别的科目我不知道，从我学的专业来看，北京和上海的卷子拿出去做素质的代表是要叫人笑掉大牙的——这是题外的话，暂且打住。
我们的时代是在前进，但是不是没人拖后退我们就会前进的很好，更何况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一种倒退呢。我想，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不介意出现几个和时代大潮流相反的人的，原因很简单，假如你是对的，又何必害怕几个逆潮流的人呢？所谓参次多态，恐怕更需要遇罗克这样的人，而不是雷锋的参与才能得以实现。
遇罗克是他那个时代的异端，关于异端，茨威格先生说的很好“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我认为，这句话用来说遇罗克也那么的贴切，在遇罗克先生三十三年忌日来临的时候，我说了很多废话，假如让我说一句有用的，我觉得还是上面这一句话最合适。
（摘自新华网 限于篇幅，本文略有删节。本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附文：《哥哥遇罗克的故事》
（遇罗克，男，27岁，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因写下《出身论》等文章，于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处决。）
哥哥的性格
对于父母都是右派的学生，在学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势利眼的班主任开始把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首先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甚至有一次竟散布什幺：“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罗克气愤地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从此我懂得了抗争，哪怕对方是硕大无比的“权威”。
虽然他的操行评定是“中”，然而他的品德是那样高尚。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1959年，父亲被教养没有工资，全家7口人（姥姥、父母、四个孩子）只靠母亲的70元工资维持生活。有一天，刚上二年级的弟弟去买冰棍，人家多找了钱，他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对罗克说了。罗克严肃地说：“多找的钱不是你的，你应当送回去，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带着弟弟把钱退回去了。
哥哥从小爱开玩笑，比如熟识的人用三轮车送他回家，他会把上衣往上拽，脑袋缩在领子里。他以为人家回头看他，会以为他没了脑袋而吓一跳。他好做鬼脸，甚至还做着鬼脸照了一张相。
他也爱和大人开玩笑，但不失礼貌，称呼都要带着叔、姨、爷、奶，严格要求我们对长辈说话一定要用“您”。
后来虽然总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幽默的性格。他有时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赛谁讲的笑话能把大家逗乐了。有一次母亲想念被教养的父亲，心情不大好，哥哥编了一个笑话给妈妈听：“我小的时候写大字，家里舍不得买红模字，妈妈给我写字，让我透过薄纸拓。我总是得3分，不明白为什幺。有一天老师翻错了页，给妈妈写的模字判了分，才给4 分……”连妈妈也给逗乐了。他善于用幽默的语言讽刺时弊，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妙趣横生的
他高中毕业以后，准备下一次高考那一年，只要姥姥出门，就由他给我们做饭。我们放学回家，先看见他贴在门外的菜谱。每次要做三、四个菜，古怪的名字勾引起我们的好奇，但吃起来全是一个味。还是母亲发现了奥秘，只要家里有的作料，他都要放全。
59年，哥哥高中毕业。他虽然高考成绩优秀，语文、数学都是最高分，还是因为出身落了榜。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这时候，我家正是经济上最困难的阶段──7口人只靠母亲70元工资生活。母亲希望哥哥早日参加工作，协助她共同支撑这个家，但是更希望她这个才华横溢的儿子不被埋没，她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父亲被教养后，为了节省房租，我家退掉大部分房，只剩下三间北房，两明一暗的格局。哥哥很希望自己有独立的一间，哪怕是东头儿的小煤屋呢。他说，只要按个门就行了。母亲不同意，担心这个狭长的小夹道连个窗户也没有，又潮湿，住在里面会生病。向来心直手快的姐姐说：“不是就缺个窗户吗﹗”话音没落，拿把斧子就进了去，三下五除二，把夹道尽头的北墙刨出一个洞。多年黑糊糊的小煤屋里头头一次透了亮，土鳖和潮虫见了亮光吓得满处乱爬。墙那边是个服装厂，只听见那边有人喊上了：“你们家大人快来看吧，再刨房顶就塌下来啦﹗”
几天以后，房管所来人按上门和后窗，把墙抹了白。姥姥带我们用纸糊上顶棚，又请个当木匠的亲戚做个简易的桌子和书架。从此哥哥有了自己的屋，每天在那里读书到后半夜，姥姥和母亲没少为催他睡觉操心。
初入社会的哥哥
罗克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每读完一本都要作读书笔记。他每年有一套读书计划，数量是很可观的。到农村后更是抓紧了每一分钟，正如他给自己床头写的横幅：“分秒必争，珍惜生命。”
他在首都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阅览证，每个月回家时都要换借几十本书。同时他也鼓励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多看书，常让我和他一起去借，以便我能挑几本我想看的。因为我那时是初中生，还没资格到市级图书馆办借书证。有时他索性写张目录，让我替他连还带借。本来图书馆规定非常严，不允许借书证给别人用，可是一看是他的名字，没有人好意思点破。原来他和馆里的人都很熟，每年还参加那里举办的新年文艺晚会。我只看了一次，他表演的是，朗诵陆游的《钗头凤》。
姐姐和弟弟就没有我这幺好的运气了，他们俩也想利用哥哥的借书证，姐姐让弟弟冒充哥哥，因为她是女的，装不成男的。弟弟才十一、二岁，与成年人相差甚远，人家不好再给面子。
当时他每月的工资，除了留下少量非花不可的钱以外，大部分都交给家中使用。他没有任何需要花钱的嗜好，相反他每月还尽量节省一点钱给我们买些书。在这些书上，他还常常写上一些题词赠言。
哥哥在农村时，有一阶段租住在社员家里。据社员反映，他每天都要看书到后半夜，因此得了神经衰弱。无论分配他干什幺，他也总带著书，有空就看。他最喜欢被分配去看水泵，因为看书的机会特别多。在他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也对书有了浓厚兴趣，如果有空闲时间不看书，就好象对不起谁似的。
哥哥在劳动中是积极努力的。他到菜园后不久就当上了记工员，有时还带工。我们从城里找他，他也从不放下手中的活或提前收工。有一次我刚到，下起了小雨，社员催他快收工，他故意不着慌不着忙地说：“房檐流水就回去。”
我和姐姐在他那里住过几天，晚饭后带我们去散步、体会大自然的温馨。他不无得意地说：“这里空气多好呵，你们闻，还有一点儿大粪香。”旁边一位当地青年说：“我可闻不着‘大粪香’，只知道大粪臭。”
我们在那里干了几天临时工，累得实在不行，原因是缺乏锻炼，干活也不得法。罗克的群众关系特别好：有人找他哭诉委屈，有人向他倾吐苦衷，有人请他调解纠纷，有人求他排疑解难。甚至一位因为出身不好与恋人被拆散的青年请他为女友写了首情诗：
“春怀动了，却是春情少。
梦落君边君不晓，风貌依然英俏。
别来不忘叮咛，如今苦借雄风。
何时携君玉手，相凭天上霓虹。”
他走到哪儿都有社员和他说笑，他们亲昵地叫他“伊拉克”（因当时市场上到处销售从伊拉克进口的蜜枣，而遇罗克的名字中又有个“克”字，所以社会员们就顺口戏称他为“伊拉克”。）他从不摆出有文化的架子，他讨厌说话咬文嚼字。他常对我们说，要增加点群众语言。
他从不歧视任何人。农村有歧视养老女婿的坏习气，罗克则反其道而行之。
据说有一对社员在婚前怀了孕，举行婚礼那天没有谁去参加，只有罗克参加了婚礼。
他也痛恨一种人。那时正是三年大饥饿时期，许多同事凑钱买了两盒糕点给一个住院的病人，由公社一位领导送去。而那位领导在小汽车里偷偷藏起一盒，被司机发现了。哥哥认为这种人比明火执杖的小偷、骗子更坏。
我们只听到过一次他嘲笑那里的人，那就是公社两位领导在一次大会上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后来让台下的听众举手表决以定胜负。
罗克在农村中，更多地看到了“血统论”这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它比城市暴露得更彻底。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现象，更使罗克认识到，出身问题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开始着重研究它。更加刻苦地练习写作。
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他在小屋里显眼的地方，贴上了一张纸条：“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他认为“无论‘鸿儒谈笑’，还是‘白丁往来’，都是一样地浪费宝贵的时间。”
罗克写了大量的文章投给报刊，但绝大部分或因“标新立异”或因“出身”而不能采用。发表的只有1962年《北京晚报》上一篇散文《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和《大众电影》上影评文章《是古代歌仙还是现代歌手》。在当时对影片《刘三姐》的一片赞扬声中，唯独他在影评中提出了该片还存在某些不合情理之处。
他还写过一篇大鼓词《焦裕禄演戏》，北京曲艺团曾演出过。他对焦裕禄还有些赞赏，他总说：不必要求太高，如果每位领导干部都像焦裕禄那样，还想着劳苦大众，就太好了。
美国的黑人，日本的贱民，印度的首陀罗都成了他关心的对象。他想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他非常欣赏印度影片《流浪者》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揭示“血统论”的本质：“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更为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中一段精彩的论述而折服：“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
1964年初，罗克的神经衰弱已很严重，他离开农村回到城里，临走前他在自己住的小屋墙上还留下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物去人飞陋室留，斯人知唱不知愁。”哥哥当时作的两首词，正反映他那时的心境和抱负︰
游仙
咏香山鬼见愁
巨石抖，欲把乾坤搂，千古奇峰人共有，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山下渺渺茫茫，来路崎岖征路长，那堪回首眺望。
无题
千里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亦长。
哥哥返城
64年初，哥哥回到城里，又重新收拾、布置自己的小煤屋。这间小屋刚刚能顺着放一张单人床。哥哥借用鲁迅为其阜成门宫门口旧居寝室命名的“雅号”，称他的小屋为“老虎尾巴”。这间小屋又黑又潮，被褥必须经常晾晒。尽管如此，哥哥还是非常满意这间“书房”兼“卧室”。
他的这间屋，陈设十分简单：一张搭成的木板床，一个简易书架，一张木版钉成的桌和两个方凳。桌面粗糙，糊上一层牛皮纸，垫上一块玻璃板。墙上挂有两幅国画，是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哥哥又自己写了一条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贴在墙上。直到哥哥牺牲前，他一直在这间屋里生活。
我一想到哥哥，就马上会想到它，因为哥哥的许多惊世之作，都是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从这里诞生的。我们那时侯办报，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谁也不知道下一期哪天能出、应该着重宣传的是什幺事。所以和哥哥要稿，全是急茬儿。哥哥向我们做了承诺，只要头天告诉他，保证第二天交稿。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一两万字的大块文章，顶多再加一个白天。和我们永别的那一天，桌上还放着他刚写完的《工资论》。
三十年了，我永远抹不掉这样一个幻想──也许我再次走进这个院落，又看见从小煤屋门玻璃上透出熟悉的橘黄色灯光，我轻轻拉开门，发现哥哥依然在灯光下，微微驼着背，头也不抬地伏案疾书，还是那样聚精会神地为《中学文革报》赶写伸张正义的文章……为了不让现实打碎这仅有的幻想，至今我也没有勇气跨进这个院子。
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总是严格按作息时间去做，几年来从不间断。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数学、外语、宗教……读书占用了他从早到晚所有业余时间，熬到后半夜是经常的。他如饥似渴地汲取人类创造的精神营养，也在为自己的事业锻造一把锐利的宝剑。
在所有领域中，他特别喜爱哲学，反复读过不少中外哲学家的名著──中国的孔、孟、墨、老，古希腊的柏拉图，直到黑格尔、马克思。他不只一次地对别人说：“只有了解了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他选定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可惜，他不能够做到了解每一个学派的思想。在他快要被捕的时候，有一次说：“现在我才知道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还正是胜负难分，如果能看到现代唯心主义的著作多好啊。”
回城两个月后，罗克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编写资料的合同工。尽管任务完成得出色，但“父母都是右派，本人是社会青年”，已使好心的人望而生畏，不敢长期雇用。后来到蒋宅口小学和小牌坊胡同小学当代课老师，他很热爱这个工作。虽然只是临时代课，但他对学生非常负责。他曾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些书签、玩具作为奖品奖给学习好的学生。他对学生并不严厉，而且善于启发学生，他曾把一个乱班变成优秀班集体，受到表扬。但是，不久也被辞退了──一翻档案，谁敢要父母都是右派的人?但是学生和他一定建立了非比寻常的感情。因为“文革”开始，各学校都在打老师，他教过的学生来我家好多人看望他，恐怕他也受到虐待。
一片混乱
1966年初，吴□首先遭到非难──报刊上对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批判。许多经历过多次“运动”的长者，叹息着断定：“又要来一场运动了。”
善于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旨意，就在“清官”、“贪官”、“罢官”、“夺权”上作起文章来了。按照他的逻辑，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等于麻痹人民，维持和延长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反面人物。而贪官激发阶级矛盾，促使人民造反，而农民起义又一直公认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所以贪官比清官更具有进步作用。就是一个中学生也能联想到，照此推论下去，岳飞比秦桧还坏，刘邦比秦始皇更该受到诅咒。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好打抱不平的哥哥，我们想信他是不会袖手旁边观的。
果然，罗克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寄去，都被退了回来。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和父亲一起在街道受监督、管制的梅娘女士常到我家串门，哥哥听说她认识很多报社的人，就托她向报社推荐。梅姨警告他，推荐可以帮助，带来恶果可别埋怨。哥哥表示，他连最不好的后果都想到了，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都知道，一旦他决定要做的事，多少人也扭转不过来。
他又给《文汇报》寄去一篇15000字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虽然发表了，但改了标题，删成3000字，并寄来五元稿费。罗克当即把搞费退了回去，给《文汇报》编辑部写了封抗议信。这些天他显得有些兴奋，他说过这幺一句话：“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
哥哥有一篇珍贵的日记留了下来，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境界： “66年2月15日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及和父亲下棋的棋友们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到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生活在今天对我来讲，成了干干净净的零。我有什幺可怕的呢?未来只有胜利，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既无胜利也无损失罢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吗? “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幺顾忌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不是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是肯定的作者们，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裂’，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罗克就是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只要他看到不合理的事，就一定要说，哪怕有杀身的危险。他认为有比死更痛苦的事，这就是自欺和屈服于真理以外的东西。
这时，报纸、电台广播中，奇谈怪论和颠倒黑白的东西越来越多，思想混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于是，美其名为“文化革命”。罗克的日记中，对它是这样评价的：
“5月13日 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幺，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5月22日 报刊上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革命，我是非常有感触的。
“一、工农兵参加论战。谁掌握报刊，谁就掌握工农兵。工农兵批判的不是言论本身，而是不许“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因此，报刊上所谓的工农兵论文，现在看来是批判邓拓的，但不用换掉几个字，就可以变成下一次运动批判其它人的了。工农兵哲学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最大的障碍是幼而失学，现在又没有自修条件，要想在一天十多小时劳动之余，想在民兵、会议等等活动充斥之下，写出一篇文章来，那是十足的谎话。事实上，广大群众对这件事是不关心的。
“二、(略。这些日记是79年，《光明日报》记者去公安局查找罗克档案抄来的，为何省略，不得而知，至今我和家人尚无“资格”看到当初抄走的大量日记、照片，更不用说索回了。)
“三、争论双方：现在受批判的一方是过去代表党的。例如邓拓是市委书记，《北京日报》是市委报刊，《前线》是市委杂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又是中央委员，等等。而开火的一方，则是上海文联的姚文元，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文汇报》，即使是《解放军报》吧，也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这幺看来，要说攻击党，大概应该指那些民主党派的报纸。可是这时急急忙忙把工农兵搬出来了，如果不是确定了谁该受批判，是不轻易搬出这个法宝的……内幕真复杂，只把局外人蒙在鼓里。”
“6月3日 详读《人民日报》发表吴□、胡适的通信。实在是一般学术问题，且有相当民族感情，可惜谬解。”
“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谁也不知道彭真、刘仁等到底犯了什幺错误……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会敲锣打鼓的──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6月7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6月12日 晚上看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幺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幺不正常，即可作为证明。”
“6月17日 听弟弟、又听母亲说，小牌坊小学（罗克曾代课教书的学校）四年级组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的士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作奴隶去了。”
“7月18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叙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刻划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早在“文革”前很久，林彪、“四人帮”之流就开始推行愚民政策及造神运动，后来就愈演愈烈了。罗克对此异常反感。他对后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丑态，更是嗤之以鼻。记得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警察用语录本指挥交通，幽默地说：“就差把汽车喇叭改呼毛主席万岁了。”从他那里我们才知道，山呼万岁万万岁原来是封建社会朝拜皇帝的礼仪，而并非近代的发明。从他1966年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1月27日 读完《论语译注》。怪不得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中，有的人对孔夫子推崇备至。我觉得孔的学说所以远胜于庄、墨、韩非诸家，其原因正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明确地提出学问为政治服务，明确提出圣人可以企及……因为圣人并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学而知之的。这就是把学术公开化，而不是神秘化。今天的学说正是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原因是不学无术的缘故。”
“1月29日 ……那时我国对外积极争取和平……对内则受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影响，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致使国家建设欣欣向荣，国外颇孚人望。治国者庶几可以无为而治矣。今天则不然，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即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五四年(1954年)尚肯公布预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实足的愚民政策。”
“2月6日 《人民公敌蒋介石》乃陈伯达之作。始知蒋何以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
“2月7日 我为什幺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可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5月2日 读《波斯人信札》(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着。)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于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5月4日 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时候，学校里早已没有学习的气氛，老师也没心思讲了，学生也没心思听了，都惦记着写大字报，想批判点儿什幺。可是谁也不清楚真正的敌人在哪儿，报纸上批判的“三家村”、“海瑞罢官”和学校又联系不上，结果大字报上写的全是空洞无物的废话。为了显示自己“革命”，废话越长越不嫌长，有的甚至从二楼垂到一楼地面。也有的煞有其事地写上“愤愤不平”，其实真该不平的是近年推行的极左路线，可没人敢去批。
没多久，随着报刊把矛头转向了北京市委、团中央，学生们才摸准了方向。远水毕竟不解近渴，顺理成章，校长、书记作为他们的爪牙成了批判对象。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成了陪绑。紧接着学生们的批斗从文斗转向武斗，校长、老师们亲身领略了自己推行的教育路线的苦果。当然，好打人的学生是少数，多数学生的善心还没有被完全“教育”干净。
对于运动初期学生造了老师的反，罗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师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长地说：“青少年的堕落难道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吗?联想到给学生灌输的东西，使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整个教育界是有责任的。说是因果报应也不为过。”现在回想起这段话，还是发人深省的。
随着学生在各个学校之间的串联，一些极左、过火的行为和快就传遍了每个学校。大学里的学术权威，无一例外地成了“黑帮”，整天挂着牌子在校园里干活、让人参观。善良而无知的学生，往往是出于好奇，去看揭露名人的大字报和往日威严、今日落魄的名人们，很少去体味被人参观的痛苦。单纯的姐姐罗锦，还以为有了机会，到中央音乐学院，找正在扫地的马思聪请教拉小提琴的事。尽管周围没有别人，他也吓得不敢鼓励姐姐学琴，反而劝她改学民乐。
“血统论”不再遮遮掩掩
按照罗克的看法，“文革”的起因，是领导集团的权力相争。为了这一至高无上的目的，放松了对人民的控制，使多年的积怨得以迸发出来。
但是，首先被赋予抒发积怨的权力的，是最受信赖的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它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其中也有些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和它同时组织的，还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以后各校纷纷组织了这种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参加，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对这种早期的“红卫兵”，人称“老红卫兵”。
他们最大的怨气，就是嫌像《中国青年》杂志这样的宣传机构和一般的学校领导、教育部门以至整个社会，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狠，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太温和了，而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就是专政对象。而北大的孔繁大喊陆平优待了“狗崽子”，从此开了先声。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导，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
他们信仰的是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所做的社会各阶级分析是，敌人──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他们的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也在其内。自己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至于出身介于黑七类与红五类之间的，是可以团结但不可以依赖的对象。如果本人是工人或小干部，无论多幺年轻或是不是党员，父母是“敌人”的一律划归“黑七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它也决定一切。
凡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血统论”这个幽灵，曾在神州大地游荡。它象霉菌、像病毒，既作恶多端又无孔不入。
从我记事以来，就知道“应该”把人分成等级，让一部分人去压迫另一部分人，这就叫“专政”或“阶级斗争”。被压迫的是少数（常定为5%，否则压迫不成），永远没有翻身解放的可能；压迫者虽然是多数，但不知道哪次运动或其它什幺机会，其中一部分也许会变成被压迫者。这就是“成分”。
不知从何时起，“终身制”和“世袭制”也变成了国粹，所以压迫者的子女也成了当然的压迫者，被压迫者的子女从生下来就该受压迫。这就是“血统论”者大讲特讲的“出身”。
到了66年“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出身不好的受压迫者，不仅升学、招工、提干、当兵、学开汽车、接触精密设备等等好事难于问津，就是无辜受刑甚至致死，或与家人一起遭到大屠杀的事也屡屡发生。
我的哥哥，从小就有一股反抗强权的精神，视“同情弱者”“打抱不平”“侠胆相照”为无上美德。所以 在66年8月，“红色恐怖”盛行之时，哥哥有感于“血统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写成了《出身论》。作为一介书生，唯一的武器 就是纸和笔，至于能不能发表，恐怕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只是拿给我们大家看。
《出身论》诞生
在“红色恐怖”盛行的1966年8月14日，罗克就写下震惊每个读者的文章──《出身论》初稿。
在“红色恐怖”中，罗克也因出身问题和写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人民机器厂关押。在关押期间，他和难友们下棋、谈天，用他乐观的精神去感染别人，给他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他甚至说服了看守他的几名青年工人，和他们交成了朋友，偷偷地在一起玩牌、下棋、讲故事。厂里发现后只好罢免了那几个“看守”的职务。后来，他们发现罗克从来不服服贴贴，反而经常来往于“黑帮”之间，胆子又大，唯恐他在其中通风报信。况且罗克入厂时间不长，他们认为没有什幺大问题，就把他放了。这时“红色恐怖”高潮已经过去了。
9月份，哥哥刚刚解除“专政”，就着手补充和修改《出身论》。
11月份，我们去广州串联，住在同福中路小学。那里油印条件很方便，长期压在心中的愤懑终于可以吶喊一下了。我们试探着写了几份反血统论的传单，又根据对《出身论》的回忆，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论出身》，印了几百份，贴在广州市的街头。
贴出后立刻得到了反响，很多人围观、抄写，每一份上都布满了“好得很”、“大毒草”评语。我们高兴极了。尽管言词比《出身论》缓和和含糊多了，但在当时也是很冒险的，所以落款不能写真名实姓，编了一个“北京吶喊战斗队”。
我们把油印的传单寄给哥哥，还告诉他一种简便的油印方法。哥哥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表示，为我们迈出了反血统论的第一步而高兴，也指出了我们写的文章不足之处，并说“署名‘吶喊战斗队’似可不必。吶喊固然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埋头工作岂不更好?我希望全国每一个家庭都能组织一个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踏踏实实地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这就是我为什幺要署上‘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缘由”。他给我们寄来《出身论》原稿，让我们油印，还告诉我们，收到我们信的当天，他就买蜡纸、铁笔和油墨，准备在北京也油印《出身论》。
我们把《出身论》印了几百份，在广州张贴一部分，其余带回了北京。在印的时候给它增加两三个注解，只记得其中一个是对“自来红”的解释。
当时在北京流行“自来红”、“自来黑”的说法，一些“红五类”以“自来红”自居，表示生来就是革命的，无需思想改造。哥哥一语双关地讽刺道：“殊不知，‘自来红’只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我们怕外地不知道“自来红”是糕点名，所以加了注释。后来哥哥对我们说，这是他忽略的地方，加了注释就好多了。
我们回到北京后，看到罗克、罗锦也印了很多。我们把它贴到北京市委、国务院、清华、北大、地质学院等地。哥哥还经常去看读者有什幺反应。有一次他去张贴，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对他又推又搡外加谩骂和威胁。他回来对我们说：“今天我又经受了一次考验，以后我能做到坚强了。”
罗克反对“血统论”，受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以整人为主的当权者；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形形色的血统论支持者，无知的、疯狂的“红卫兵小将”们，他们靠血统论起家，靠封建特权得势，怕罗克的思想动摇他们的根基。这两个方面对罗克都恨之入骨。每一个亲人都为哥哥捏一把汗：父母自不必说，就连好心的邻居也劝哥哥收敛一些，免遭横祸。但哥哥毫无惧色，他说，他从写《出身论》的那一天起就已横下一条心了。“我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除了生命，我还有什幺呢?”他在《1967年总结》中写道：
“（血统论的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人做的……这些文章(指《出身论》及其它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的十几万字的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影响了不知多少人……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假如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任何惩罚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这时候，“中央文革”还要进一步打击上层的异己，发现鼓吹“血统论”的“红卫兵”们怕伤及自己的老子，有的变成“运动”的阻力。为了得点儿民心，不得不对明目张胆的“红色恐怖”和“血统论”进行一点儿限制，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发动路线”口号。直到这时，在北京才停止了大规模草菅人命的行为，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也可以组织“战斗队”了。
我在65中和几位同学成立了“北斗星战斗队”，又印了不少《出身论》去张贴。不少读者来65中谈他们激动的心情，也有的愿意来帮我们做事。和哥哥一商量，我们趁机开了两次座谈会。海报一贴出去，招来很多人，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不少人是外地来京串联的。许多人控诉、揭发“血统论”带来的暴政和令人发指的罪行，有人甚至泣不成声。哥哥每次会都去听，他当然想更多地知道人们对他的杰作是什幺反应，可是他从不发言，他不想过早地让人知道他就是作者，以防有人驳不倒《出身论》的观点，该从作者身上找茬儿了──这是当时最常用的方法。
日记引起的灾祸
哥哥酷爱写日记，他也鼓励我们写。他送给我们的礼物就常常是漂亮的日记本，扉页上还提上几句词或写首诗。从他那里我们知道，未经日记主人允许，别人是不该看的。到“文革”前，他写了有厚厚的十几本，姐姐在他的影响下，也写了好几本。
“文革”一开始，是以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接着批判北京市委，没多久“破四旧”、抄家。从传闻得知，抄家的“红卫兵”对日记特别重视，因为从中可以发现“反动罪证”、“变天账”，有的人就因为日记被打死了。哥哥很发愁：把日记烧了，舍不得；留着，太危险。那时他在“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因为写了反对姚文元、歌颂海瑞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成了“准专政对象”，行动不自由。他认为我和弟弟都还小，姐姐参加工作一年了，认识的人也多，就委托她把日记藏起来。
糊涂的姐姐把哥哥的连同她自己的日记和母亲最珍爱的上百张相片，藏在一个十分显眼的地方，很快就被发现了。父亲气得破天荒地骂了声“蠢丫头”，母亲伤心得两眼发直说不出话来。听姥姥说，躲日本飞机轰炸时，母亲什幺都不拿也要抱着这几本相册。只有哥哥没表示什幺。几天以后，这些日记和相片都摆到“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哥哥也从“准专政对象”升为“专政对象”关在工厂不许回家。（日记、相片至今还扣押在北京市公安局档案处，我多次联系索要，不是告知不能发还，就是没有回音，甚至连查阅都不允许。──九九年十月）
到了66年12月份，哥哥已经可以回家了，一家人以为日记的事过去了。
这时“步行大串联”正在兴起，刚刚离开校门参加工作的65届毕业生，没赶上不久前的“大串联”而不甘心，也组织步行串联。姐姐母校的几个同学找到她结成伴，准备了几天衣服、行李就出发了。姐姐还带了许多份我们自己油印的《出身论》，准备沿途散发、张贴。
还没走出北京市，她母校的一些“红卫兵”早已闻讯追去，把姐姐抓走，“扭送”到公安局。就因为她在日记里评论了林彪搞个人崇拜。
跟她一起串联的一个男生，哭着到我家送信儿，哥哥马上就要去公安局救她。还没离开大门，一帮“红卫兵”也冲到了我家，想再来抄家，以便多一点儿“罪证”。哥哥迎住他们辩论起来，你说一条“语录”，我说一条“语录”，十几个人居然占不了上风，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哥哥知道这幺耗着对姐姐不利，就激将他们：“你们敢到市委去辩论吗？”
这帮“红五类”们心说，到哪儿也没有人敢帮“黑五类狗崽子”说话，到人多的地方，他们只能势力越来越大。况且市委离公安局非常近，那里起码还有他们看押着姐姐的几个人呢。哥哥也希望接近姐姐，才有可能救她，否则公安局扣下她，什幺办法也没用了。一帮人拥着哥哥走了，父母都为他捏把汗，为了救出姐姐，也只能这样了。
别人哪里知道，哥哥选择那个地方，有他的用意。
一提起市委，一般人都想起台基厂大街和那高高大大的白楼，那是“市党委”。在它的阴山背后，正义路那边，还蜷缩着一个不起眼的“市人委”。“文革”一开始，这里早已没人办公，现在一个个大厅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遣返人员”（撵回农村的“黑五类”又被农民撵回来，原来城里的住房已被别人占上了）。起先他们常遭“红卫兵”洗劫、毒打，求生本能使他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十六条捍卫团”，专门对付野蛮的“红卫兵”。哥哥前些天还来这里做社会调查，把自己一件新棉袄留在了那儿。他选择的辩论场地就是这个“市人委”，那帮人也傻乎乎地跟他到了这儿。
可想而知，“市人委”的“居民”见了那群“红卫兵”，火就不打一处来。“红卫兵”们又看不出眉眼高低，张口闭口“狗崽子”、“黑五类”、“出身”这些让人烦心的“口头语”，结果招来了“十六条捍卫团”，差点儿挨了一顿揍，吓得落荒而逃，也没敢再去我家找麻烦。哥哥带着一帮群众去救姐姐，可惜晚了一步，公安局已将她扣下。哥哥去交涉，警察说必须经过审查，没问题才能放人。
在那“宁左毋右”的年代，谁肯为一个“黑五类”的女儿说话？况且日记上白纸黑字的确凿证据。姐姐因为日记上的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被判了三年“劳动教养”。在送往教养所之前，她就被关押在父亲曾经两次“蹲”过的半步桥监狱。
在半步桥等到教养判决下来，就被送到良乡收容所（亦称“窦店砖瓦厂”）。在这个教养所“改造”，我们才能得以见面。第一次会见的时候，她让我们带回一个空牙膏皮，回家打开末端，发现里边有一张叠得很小的字纸，告诉我们没有人发现她带的《出身论》，已被她销毁，让我们放心──替受迫害的人说话这种事，一旦被发现，可以任意曲解，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十分危险。
几年后她回到家才告诉我们，在“砖瓦厂”干的是重体力劳动，时间也特别长，周围的人有政治犯也有流氓、小偷，连擦脸油、雪花膏都有人偷。
那里每两个星期可以接见一次，每次我家都去人看望她，送些吃的、用的，希望她能得到一点儿安慰。根据父亲的经验，这种“好日子”不会太多。果然，一年以后，随着哥哥被捕，她也被转到“茶淀农场”去种水田，远离了北京。
《中学文革报》
1967年初，一次座谈会刚结束，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我，他们看了我贴在四中的《出身论》深受感动，来和我商量怎幺能扩大宣传。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他们也问到作者是谁，我推脱说，我是从街上的传单中发现的，不知道谁写的。他俩也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只要说得有理，管他谁写的？
说干就干，几天之内，我们已经买来了纸、联系好了印刷厂，经费是王建复从四中借的500元钱。罗克知道后兴奋极了，他又连夜对《出身论》作了仔细的修改。当然，我们也忙了几天几宿。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三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尽管第一期只印了三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如此精辟、深刻、大胆、彻底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人们还是头一次见到；文章中严谨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练达、幽默、一针见血的语言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人们佩服作者文笔出众和材料的广泛，猜测著作者有多少人、都有些什幺名人；很少有人相信，它出自一个学徒工之手。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一个外地读者告诉我们，他在火车上看见只有这幺一份报，大家都争着看，全车厢的人几乎都看了。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它立刻成了价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们只好花两元钱去买原本二分一份的《中学文革报》。
卖报的场面更是动人。热情的读者把我们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自动替我们维持秩序。为了卖得快、便于找钱和防止倒卖，我们不得不规定每人必须买五份。有时我们把报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二百多人，卖到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有的读者激动地把纪念章送给我们。向我们表示支持和问候作者的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鼓吹血统论的“老红卫兵”虽然还很有势力，但不敢捣乱。也有个别在大街上给我们捣乱的，都被群众斥骂走了。
许多卖报、运报、运纸这些事务性工作，竟是弟弟和他的同学，这些初中生干的；而我们这几个高中生，要接待来访的、编辑报纸、校对清样、筹措纸张、联系印刷；女生们负责处理大量的读者来信、兼管接待来访工作。我和王建复、牟志京分工也有侧重：牟喜欢网罗写作人才、建立兄弟报刊统一战线；王热衷于组织、财会工作，有时也写写社论和短文，没有他，简直无法想象大家怎幺能有条不紊地工作；我却偏爱组织辩论会、卖报纸和蹬三轮车──只要我们仨编排完稿件，干完那些非****不可的事以后，这是我最爱做的事。有时我还拉上羽晴，和我一起去卖报，让她感受一下读者的激情。
每次报纸一印出来，我们全体（除了牟，他不屑干此事）都要出动去卖报，希望尽快把报出手，以防被人抢走。十多万份报纸，好几天才能印完，每天只能取出两万多份。除了零星的交给一些初中生和与我们有固定销售关系的同学外，其余归我们大队人马去卖。常听单独的卖报人给我们讲他们的“遭遇”，往往被过分急切热情的顾客挤得动弹不得，反而一份也卖不成，结果被追得东躲西藏，效率很低。
接受他们的教训，我们找到了最佳场地──百货大楼广场。把整车的报纸往花坛当中一放，四周有铁栏杆挡着，不许买报的人进来。有两三个人专管数报，其余五、六个人往来穿梭、接钱给报。好在规定了每人必须买5份、交一毛钱，也不需要找零儿，两万份报纸，不到两小时就卖完了。最后那一圈人，手里还高举着钱，眼看着报纸一张也不剩了，懊丧极了，我们只好安慰说，有空常来这里看看，我们还会来卖。
回家的路上，我们就像刚打了场胜仗、中了个大奖，昂奋的情绪半天平静不下来。我在羽晴面前，更想卖弄一下自己的三轮车技，载着他们好几个人，在王府井大街的车流人海中穿来拐去，蹬得飞快，直到女生惊得叫出了声、男生也承认了“真行”，车速才降下来，我也累得快不起来了。也难怪，《中学文革报》一半儿以上的纸（除了买印刷厂的），都是我和王嘉材（罗勉同班同学）从纸库运到印刷厂的，还不用说再把报纸运出来，车技早就练出来了。可是羽晴不欣赏，她希望我更风度翩翩或者说话满嘴“然而”、“想必”的斯文相。
哥哥看到自己的作品能让这幺多人为之神魂颠倒，自然十分高兴。父母看到儿子们和他们的几个伙伴儿能掀起这幺大的波澜，心中也暗暗得意。他们不能说什幺，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一样。倒不是怕外人知道“阶级敌人都赞成了”，以此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那是小意思。为难的是：还继续反对吧，违心──罗克说出来的，不正是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鼓励吧，多年的经验知道，这是在和洪水猛兽周旋，哪个父母能引导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跳？他们深知，当局喜欢的是“没嘴的人”，自己还不就是因为嘴才倒了霉，但是也没有罗克张这幺大的嘴、说这幺多的话呀﹗
人的理智，很难战胜感情。母亲好几次在饭桌上不无得意地叙述她在工厂听来的议论：“写《出身论》的人，胆儿可真大”；“要是在57年，写《出身论》的准得成‘右派’”。《中学文革报》的成员来我家，她总是热情招待，好多人都享受过她的厨艺。父亲的支持就更直接些。因为他没有工作，整天在家，经常替我们代收信件、报款，抄、改稿件。三十年后，《文革报》的成员在一起聚会，吃饭前特意为我已去世的父母敬酒，以示对他们的怀念。
《出身论》所以受到拥护，是因为它提出一个人人关心的问题。正如《出身论》中所说：“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幺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即使某人是‘红五类’，他的亲朋友好友也必然有非‘红五类’或‘黑七类’，所以对出身问题不关心的几乎没有。”
《出身论》的基本要点是：一、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影响，况且家庭影响的好坏，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转移。二、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三、看一个人好坏，看他的表现就完全可以了，无须再看他的出身。四、长期以来，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已成为天生的“罪人”，形成新的种姓制度。号召受压抑最深的青年争取应有的平等权利。
在文章中，罗克尖锐地指出：“辩论这副对联(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辨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墩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墩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关于出身与表现，他有两段精辟的论述：“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幺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吗?……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
平等，是人类尊严的象征。但是由于多年来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批判，使人见她望而生畏，谁还敢提在什幺面前“平等。罗克就是这样，维护真理他无所畏惧。
《中学文革报》在四中设立一个接待站，每天从早到晚要接待非常多的来访读者，他们绝大部分是深受血统论的迫害，来关心《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前途并控诉血统论的。也有一些青年不顾自身处境的危险，毅然前来投奔，和我们一起办报。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往往每天多达几百封、上千封，以致邮局不愿送了，我们只好自己去取。许多给《出身论》作者的信我们都交给了罗克，其中一些要和他探讨种种社会问题的，他都详细回了信。有的直到他被捕前还保持着联系。
本来，由于社会上纸张奇缺，各印刷厂都忙于印“毛选”，联系印刷很难，我们只好打算出一期报纸不再接着出了。可是，空前的反响，感人肺腑的鼓励，各方面的物质支持，使我们不得不办下去。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办了七期，直到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许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才被迫停刊。
在这七期报纸中，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三。除了每一期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以下简称小组)的大块文章外，还有他以各种方式、不同的署名写的妙趣横生的作品。甚至在三言两语的“参考消息”、“读者来信”专栏，他也协助选些幽默然而寓意深刻的题材，比如：“北京×××学院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曾有人规定：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能改名，若非要改不可，只能改成‘混蛋’、‘狗崽子’，例如，姓郝，则叫‘郝混蛋’等等。”“河北省易县某中学，有这样一个通令：出身好的进教室走前门，出身不好的走后门。那些出身不好不坏的人，又不敢走前门，也不愿走后门，只好由窗子进出了。”
一经确定还要办第二期报，罗克迫不及待地写好两篇揭露六中和一中“劳改队”的文章。申张正义，恢复人性，是罗克认为义不容辞的任务。“红色恐怖”是整个人类的耻辱，不对它给以抨击，简直有愧于“人类”的称号。
前面说过，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些同学首先冲破“出身”这个禁区，由非“红五类”组成了“东方红红卫兵”。它的出现立刻引起血统论者的震惊，咒骂围攻不绝于耳。围剿它的唯一理由是：组织不纯。
哥哥对她们的行动很赞赏。他鼓励我们在学校里组织红卫兵。其实他对“红卫兵”这个词很反感，认为它封建色彩太浓。他让我们组织这样的组织，并不是想捍卫某个人，而是证明这样一个真理︰无论什幺出身的青年都应该是平等的。
为了消除一些人的自卑感，他也以“小组”的名义写了《谈纯》。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战斗小组”名义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他惟妙惟肖地刻划出“常洞瑶”是如何摇摆不定。这在当时思想混乱的形势下不乏其人。一篇有哲理性的政治文章使人看起来津津有味，而且活跃了报纸的版面。罗克说这是仿照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形式写的，他还想写一系列“对话录”，但再也没有适当的机会了。
罗克不仅给《中学文革报》写稿，还应另两份小报《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报》的要求各以“小组”名义写了将近一版的文章。后来我们又印了七八万份刊登《出身论》的专刊，在专刊中转载了他写给《首都风雷》的辩论文章。他编造了一个反对《出身论》的“人物”───步署明。虽然人物是假的，所持的观点却是当时流行的，语言和手法都是当时社会惯用的。所以没有人看出来它出自“小组”之手，甚至还有人来信表示拥护“步署明”的文章。可见血统论对人的影响之深，而胡搅蛮缠也习以为常了。
在以“小组”名义写的反驳文章中，罗克处处以诙谐的语言作了驳斥。使人感觉有理有据、痛快淋漓。
在四中接待站，大量的来访读者都想见见“小组”的人。“小组”总写文章而总不露面也不是办法，容易引起报社内部的怀疑，好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和哥哥一合计，他有了一个最佳人选──郝治。郝治是哥哥初中同学，和我家又是世交，为人忠厚仗义、坚韧不拔、不卑不亢，说话有理有据、诙谐幽默、无懈可击。哥哥请他到我家，把这个意思对他一说，聪明过人的郝治预见到与当权者对着干凶多吉少，可是还是答应了。以后他就成了报社成员心目中的“老大哥”（唯一的大学生），威信非常高。哥哥写的许多文章也都要和他商量。
在1967年1、2月间，一伙“老红卫兵”的头头脑脑，又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唯一的条件。它的前身，是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的成员，也是搞打砸抢、杀人抄家的急先锋。
罗克，就是在“联动”正在猖獗的时候，写了一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幺》，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头版头条。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通过公开发表的形式，系统地剖析了“联动”的起因和特权阶层的丑恶灵魂。他用大量事实进行对比，总结道：
“正是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自认为高人一等，再加以长时期口是心非的说教，使一些人的灵魂变得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及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人，创造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即足以刻划他们的形象了。……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什幺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联动”的前身所干的伤天害理之事，何止一个六中?当时，哪个学校没有刑讯室，哪个中学没有被折磨致死的冤魂？我们在串联的火车上，看见一个“海纠”红卫兵向人们讲着自己的“功绩”：亲手打死一个老太太和她儿子──让母亲眼看着儿子被活活打死，在她快发疯的时候，再把她打死。他说：“后来不让打人了，我们都养成了瘾，只好互相打着玩。”──人性，到哪儿去了?
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曾这样说：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唯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怎样一种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一些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养成了怎样一种目中无人的习气，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生的傻事!多幺危险，多幺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他始终是这样用善良的心，希望挽救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在这期间，有人曾向他表示要组织一些青少年，狠狠地报复这些残暴的学生。罗克启发他们说：“如果有人拿棍子打你，你是打这个人呢，还是打他的棍子?”哥哥相信，历史是不会饶恕这些人类中的败类的，而当务之急，是披露它的社会根源，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去做。
“文革”初期，罗克母校（65中）的一些学生，知道有的教师对罗克很不好，让他提供这些教师的“罪状”。他不愿落井下石，断然拒绝了。
有一次下雨，学校批斗“黑帮”，让他们在雨中淋着。回家后哥哥问我们：“你们没想去给他们打打伞吗?”我们奇怪地问：“难道你不恨他们?”他说：“想起有些人身为教师却具备势力眼的恶习，确实可恨，但他们毕竟是人，要受到人的待遇。”
“恨之欲其死”是罗克最反对的。他希望的是公平，不管对什幺人。在对人的问题上，哥哥很欣赏鲁迅这句名言：“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他在日记中这样阐述自己的心情：
“……我同情他(工厂里被批斗的‘黑帮’)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已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幺删改八条?为什幺不让我们学习毛着?为什幺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过。……为此让他淋到雨里，岂不枉哉?”
哥哥向许多人推荐《孙中山选集》。当我们看到孙中山醒目的题字“博爱”有些不解时，他说：“看看现在发明的惨无人道的刑法，看看对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草菅人命，难道不是正需要补上这一课吗?”
1967年2月，大街上散发了一份传单（《何其毒也》），披露北京五十二中一位叫郑兆南的中年女教师，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张大字报，仅仅因为是地主出身，工作组就授意五十二中红卫兵对她折磨了47天，施以种种肉刑，强迫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当她面打死个地主婆以示威胁，骗她说她女儿跳河自杀……终于把一位优秀教师摧残死了。就是因为地主出身，死前几个医院都不给治疗。
一个地主“狗崽子”，竟敢无视社会的“舆论”，敢于冲破血统论的罗网，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该校工作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妨碍﹗”像她出身这幺槽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罗克忿恨地说：“这就是社会的缩影!”平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哥哥，对这样的事绝不会袖手旁观，他和我去郑兆南家慰问她的家属，去采访郑生前的学生、同事，并撰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四期上。
罗克非常重视舆论工作，他常鼓励我们组织辩论会、座谈会以扩大影响。我们曾参加过许多群众组织的辩论会，进行一场场唇枪舌剑的斗争。由于《出身论》在逻辑上的严密性，我们从来没有被问倒过。
而我们最伤脑筋的就是，对方搬出许多不合理的既成事实，比如军队为什幺不要出身不好的；或者搬出某些“首长”本身就自相矛盾的讲话，比如有的“首长”就分不清什幺是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还有的主张查三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好举出截然相反的例子，最后不了了之。除此以外，我们总能保持上风。
有时候，正在辩论当中，“联动”就打来电话，威胁说：“别让那些‘狗崽子’跑了，我们的绳子已经准备好了!”──那时，他们还是很有势力的。
遇罗克经常参加这种辩论会，他还跟我们谈他的看法，但他不便于在会上发言。
1967年2月17日，一些学生组织邀请我们(《中学文革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一次万人大会。大会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以批判“血统论”为主。知道消息已经太晚了。哥哥在头天晚上用一夜时间写了一篇生动的发言稿，准备由我在会上代表《中学文革报》宣读。他在狭长的小屋一头伏案疾书，我和郝治倚在他的床上等着。
凌晨四、五点钟，他把我叫起来，给我们念、让我们改。都认为没问题了，我们仨每人抄一部分，凑出备份，好交给牟志京去排版，争取尽快见报。
全忙完，天已经大亮，我又看了两遍发言稿，以免讲的时候打磕巴。
上午9点，大会准时开始了。容纳两万多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原来反对我们的组织得知了这次大会，也派了好多人混进会场，大大超出预定的人数。估计组织者也没经验，还以为参加的人越多越好呢。
前两个发言都很简短，顺利通过。我一上台，会场就有点儿乱。念到一半的时候 ，会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有些人开始往主席台这边拥。我心说，不好，千万别念不完，否则马上付印的报纸就要改版，也不好全文刊登这篇讲话了。我不由得加快了念的速度，我感觉身后坐在主席台上的郝治、王建复他们已经离开了座位去阻挡冲过来的人群。我心里一边祝愿着他们能多坚持一会儿，嘴里一边飞快地念着讲稿，人群也越来越向我靠近……当我刚念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话筒立即被抢走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旋即被狂热的人流轰出了主席台、拥进了后边的“贵宾休息室”。
我们几个（其实就是报社全体，只是没有牟，他去催出报）被分开，又被团团围住，一片恐吓、吼叫、漫骂声让人分不出字眼，只觉得唾沫星子像下雨一样。按人数和势力说，我们稍有不慎，这种噪音和口水的攻击马上会变成拳脚相加，我们绝对招架不住。我们只好一言不发。郝治、王建复和我，被围得动弹不得，年龄小点儿的初中生们还能走动。
最爱和《红旗》杂志拉关系的帖汉（初三学生）故意过来向我大声“请示”，给不给《红旗》打电话，报告这里的情况。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势力非同小可，它们永远是“正确”的化身，里边的记者一出来，个个是“钦差大臣”。我连忙答应“可以”，但是作用并不明显。
过了一会儿，罗勉带进来一个小伙子，自称是“中学生造反兵团”的，故意高声问我：“我们外边有五百多人，用不用带进来？”
其实他是我家邻居，会前罗勉确实请他派些人来维持秩序，不知道为什幺大会最乱的时候，他们的一个人影也没见到，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五百多人只有天知道。我装做无所谓的样子说：“不用进来，这儿没什幺。”
也许这一招儿有点儿灵，也许我们不屑一顾的态度让他们摸不清我们的底细，又闹腾了一会儿就散了。
虽然这次大会后来被维护血统论的人破坏了，但是我们毕竟也造成了影响，而这正是我们的目的。
《出身论》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大街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说《出身论》“好得很”或“大毒草”的大标语。许多人把《出身论》抄成大字报张贴出去。全国各地因为抄传《出身论》以致后来因此受批判、被“专政”甚至被判刑的人不计其数。许多群众组织因为同意或反对《出身论》而分化、改组。据不完全统计，光北京参加对《出身论》展开辩论的刊物就有《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等小报和杂志。油印刊物不算在内。唯一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兵团战报》骂《出身论》是“大毒草”，扬言要“取缔《中学文革报》”。
在《红旗》杂志记者的鼓动下，《中学文革报》的一部分人提出改变办报方向，遭到多数人反对，结果退出了。
绝大部分小报都开始了对《出身论》的批判，原来支持我们的两三家报纸也有的“反戈一击”或不再表态了。概括他们的论点，不外乎是：一、老的阶级敌人死光了，他们的下一代就是阶级敌人。《出身论》否定这个，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二、出身不同的青年就是应该享受不平等的政治待遇，否则就是想让出身不好的青年“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三、家庭影响远远大于社会影响。四、“文革”前，旧领导优待出身不好的；迫害出身好的人。
四面八方的围攻，正好给罗克带来纵横驰骋的机会。他写了两篇一万多字的长文，进一步阐明了《出身论》的观点，自然是妙笔生花，趣味无穷。又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写了两篇几百字的短文。他写作的特点，向来是在严肃的长篇论文里夹着几句插科打诨。例如：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流言可就多了……比如《出身论》作者吧，‘据可靠同志了解’是一个‘×××学院’(还留过两年级)的学生。偏偏《东风报》又说‘不对!’因为那里的编辑明明看到是‘四中几位语文教员’在六月份写过。这幺一对照，写作《出身论》不但要连累‘父母兄弟都有问题’(流言云)，而且本人成份也得随着流言专家们的高兴而改变。
“最不可理解的是接待站人员的‘蓬头垢面’也成了一条‘死罪’。那幺‘油头粉面’行不行？大概，那该算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了。那就剃光头吧?也不行。没有剃光头，已经是‘蒋光头、赫秃的马前卒’了，真剃了光头，那还得了?这样一权衡，无论怎样该死，‘蓬头垢面’还是保险一些。”
批判《出身论》的结果反倒使它在人民当中越来越有名声了。无论什幺滞销的刊物，只要借批判之名全文转载《出身论》，就立刻变得畅销。
地质学院附中的郑晓丹(郑晓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形象地把它誉为东方的《人权宣言》。她的家被抄了几十次，为保存《出身论》，一家人冒着各种危险，想出种种办法，最后用它当作花椒的包装纸而得以保存到今天。
更多的人把精心收集到的几期《中学文革报》作了极好的包装珍藏起来，把它当作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留给后人。
无数细心的同志，把它铭记在自己的心中。十几年以后，我们遇见一位当时的大学生，他还一字不差地记得那句幽默形象的比喻：“‘自来红’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83年的《随笔》杂志和99年1月出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已全文刊载了《出身论》，说明它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遗憾的是，至今它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尽管当时的当权人物也口口声声反对血统论，但血统论毕竟是他们制造的并为他们所利用。所以在小报群围剿无效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急忙给《出身论》定了“大毒草”的调子。这幺一来，各个小报、组织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围剿了，原来零星的砸、抢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谁越过分越显其“左”得“可爱”。许多参与我们报纸活动的人，因为清楚我们的印刷地点，为了表示“反戈一击”，更是手下不留情。
《中学文革报》只好停刊了。连羽晴的父母，也规定她不要再和我来往。
此时，坚持到最后参与《文革报》活动的有14个人，他们是︰郝治（轻工业学院）、牟志京、王建复（四中）、李金环、纪亚琴（气象专科学校）、张富英、王玲、张君若（女五中）、遇罗勉、王嘉材（二十五中）、张丽君（女三中）、王世伟、张元琪（十三中）、张颖（女二中）。
正如一些有眼光的反对者看出来的那样，罗克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争取平等。他担心地说：“十来年滋长了一种诡辩式的‘理论’，承认并扩大了不平等。长此下去，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有什幺区别?存在着不平等，根本就谈不上民主、自由，国家也就没有前途了。”
他在《谈鸿沟》这篇文章里，透彻地分析了血统论的社会根源和它的封建本质。因此他很佩服中国革命先驱中的两个人──孙中山和鲁迅。他说，因为他们一个推翻了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一个在文字上荡涤封建余孽。当大救星与无神论共存，选集与圣经争辉的时代莅临时，他痛心地说：“想不到几十年后还要进行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
他对社会上许多弊病，都要追根溯源。对于有人利用“阶级斗争”作为打杀人民的大棒这一套谬论，他尤其忿恨。他说：“以‘阶级观点’使不平等合法化，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质。一提到资产阶级曾提出的平等，就一味强调它的虚伪。我们这些‘无产阶级理论家’倒是一点也不虚伪，他们大言不惭地声称就是应该不平等。”
当罗克破天荒有了在一家报纸（《中学文革报》）上自由发表文章的机会，欣喜若狂。他不分日夜地给《中学文革报》写稿，为写这些稿，还要收集材料，采访当事人；与热心的读者通信，探讨更多的社会问题。他说要向戴高乐学习，每天亲自回复上百封信。他还要坚持完成自己原先制订的学习计划……尽管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但这时他的精神是最愉快的，因为他说：“我做了点有益于人类的事。”
《中学文革报》共发行7期，累计发行量几十万份，各地翻印、转抄成“大字报”的不计其数。它无疑是49年以来，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事业未竟
然而，正当他为正义的事业呕心沥血的时候，罪恶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他。许多人通过一些“内部”途径，得知公安局要抓罗克。罗克听说后，无动于衷，谈笑如常。虽然父母和我们两个弟弟，想到随时有可能和他分别，心里非常难过，但看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们也得到了一点安慰。
也有人劝他公开认个错，他说：“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仰。我个人家庭算得了什幺，我个人生命又算得了什幺?即使为此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危险的暴风雨岁月里，他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声音”“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 他在日记中也写道：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他唯一担心的是：“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给我的信)
接着，他也发现身后总有人盯梢。
他在给广东一同志写的信中说：“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罗克为了不给外地的通信朋友找麻烦，他不敢亲自去邮局寄信，许多信是由我们找人代收代邮的。
罗克曾给陈毅写过一封信，提到对这种勾当的看法：“这种作法既卑鄙又拙劣。有时我突然转过身来……往往对方惊慌失措。我只是一个学徒工，尚能发现跟踪，倘若是重大国事犯，公安人员这些拙劣的作法，将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
对这种卑鄙伎俩，他常常给以嘲弄。有时我们和他一起出门，他就指给我们看，哪个是跟踪他的便衣。有时罗克故意藏起来，等那些人正在东张西望地找呢，他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有一次我和他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又遇到一个便衣，不远不近地跟着，罗克故意走到那人跟前，用很不客气的话问他：“你找什幺哪?”如果是毫不相干的人，也许会因此吵起来，但因为那人心虚，只好胡编了一个地名，向我们解释，罗克不走了，用愤怒的目光盯着那人，直到他灰溜溜地走远为止。哥哥笑着对我说：“你别看我这幺对待他，他回去不敢跟别人说，要不然别人会骂他笨，把自己暴露了。”
虽然他的处境已经非常糟糕，一点儿也没影响他的情绪──还和往常一样地看书、写文章、作诗、谈笑风生。依然对“文革”中的反常现象有浓厚的研究兴趣。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位南京的客人丁灏。他的父亲和我父亲是老朋友，他正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这次来北京是受南京文化局当权派的委托，到“中国美协”调查《郑板桥集》出版的情况，外调的对象是美协书记蔡若虹和漫画家华君武。
“文革”期间，被“外调”的经常是被“专政”对象或有点儿“问题”的，所以外调人员多数都是两人以上，用以壮大声势。经常是大呼小叫、拍桌子瞪眼来吓唬对方。可能丁灏是顺便来办此事的吧，只有他一个人，介绍信却写着“……等同志”，表示不止一人。他问我们愿不愿意陪他去。哥哥最喜欢研究各种人、尤其是平时不容易见到的人的心理，我也很想知道外调是怎幺回事，都高兴地答应了。哥哥声明：“可别指望我们吓唬人家。”丁灏连忙说：“我也不会那一套。你们别表示同情就行了，否则我回去不好交代。你们最好别说话。”
接待我们的是“革委会”的主任，像工人模样，估计是“工宣队”的代表。他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当即就让人把华君武叫来。听他的口气，这些“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被集中在一起劳动，有人看押着。
不大工夫，华君武来了。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态度不卑不亢，不问到的决不多说，问到的也答得很简单。“革委会”主任不时地呵喝两句“老实交代﹗”华君武依然该什幺样还什幺样。很快，丁灏没的问了，主任让华君武回去继续干活，顺便把蔡若虹叫来。
蔡的性格与华正好相反──问他一句，他能答十句，说话眉飞色舞，做出极力配合我们的样子。对主任，更是十分尊重。不料主任却对他十分蛮横，比对华君武厉害多了。明显着他已经没的可说了，主任还是不依不饶。丁灏没的问了，主任还不放过，非问他某天某时“牛鬼蛇神”在一起议论什幺。蔡说：“我们在说烧菜，怎幺烧好吃。”主任不表示信与不信，还是一句句地追问，想从中发现点儿要害的东西。
我们觉得没劲，起身告辞走了。主任还继续审问着蔡若虹，没有停止的意思。
走到街上，哥哥感慨地说：“从刚才的事就可以看出来，对不讲理的人，不能迁就。华君武不买主任的帐，主任倒不敢对他怎幺样；老蔡的表现符合他的要求了，反而受欺负。”
1968年元旦，罗克对母亲说︰“今天我要闭门思过，别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他像每年一样，在自己的小屋里写了一天。他总结了自己取得的成绩和发现的错误，并订了下一年的学习计划──其中包括必读的104本书。
罗克是以自己的心、血去给人以爱。
他为之付出生命的《出身论》使无数绝望的青年感到安慰如绝路逢生。
他在每天有人盯梢，随时可能入狱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还忙于撰写一两万字的《工资论》，谈他对工资改革的看法及具体的建议。
他告诉我们，还要写：为失足青年终生受打击、压迫、歧视鸣不平。
他想着找机会呼吁，为“真正的黑五类”讲讲重在表现。(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他想编一本书，专门搜集“文革”发生的惨无人道的暴行，用以警示后人。
他要……
大祸临头
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像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他被关到半步桥看守所，这是谢富治亲自授意和批准的。
68年1月5日，是个北风呼号的日子，正处于北京最寒冷的“三九”期间。几天前，哥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预感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全家每个人的心中。──都知道随时有可能大祸临头，又盼着每一天能平安地过去。
这天我家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常客─我的女朋友羽晴；一位是沉阳11中高三年级学生孙钢。孙钢是《中学生文革报》的热心读者，他对我们报社的敬佩深深感动了编辑部每个人。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很快也成了罗克的挚友。当时学校里仍很混乱，去不去也很随便。我们聚在一起，想研究一下能不能在沈阳成立个“生产组”，以便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永远在一起，过上乌托邦式的生活。那时听说有学生正组织到云南组建农场。
上午十点左右，忽然进来几个警察和便衣。他们来势汹汹，宣布要搜查我家，并且恶狠狠地询问客人与我家的关系。孙钢具有典型的东北人血气方刚性格，没说几句就和来人顶撞起来，一个年龄40多岁的头目咬牙切齿的命令别的警察：“把他带走﹗有你小子好看的时候﹗”从此孙钢就失去了自由，被判15年徒刑﹗
13年后我再见到他时，已与当年的他判若两人─那时他虎头虎脑，有使不完的劲，浑身充满活力。而这时，虽然才三十一、二岁，狱中的摧残已使他疾病缠身，走路稍快都会气喘吁吁。86年后，他到美国定居，现在已是几十名雇员的公司老板。
搜查时，我乘警察与孙钢争吵之机，偷偷将几封外地青年写给哥哥的信藏在衣袋里，希望尽可能减少受牵连的人数。这几封信与其它我们保存的大量普通来信不同，是罗克在数千封信中挑选出来水平较高的一部分，经过几次往来通信，已成了未见面的朋友。罗克为了避免邮检给这些人带来麻烦，特地让我的一些同学代为转收，再由我取回交给他。
火中涅磐
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据一位难友说︰他本人就经历过这种审讯，好几天不让你合眼，一打盹就用锥子扎。至于罗克是否也受过这种刑罚，我们不得而知。从他对难友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这种审讯是轻蔑的。
有一次受审回来，罗克竟偷回一只象棋子，一看，是个蓝色的炮。牢房里有人断言说不是好兆。罗克不以为然，他纯粹是为了寻开心。
罗克在这80多次审讯中，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他得知我也被关进监狱时，更是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我得到解脱。
他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
“我想，假若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罗克在审讯中，仍然同封建法西斯专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罗克说：“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他说：“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
“你为什幺攻击江青同志？”
“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
预审员气得大骂：“混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罗克在书面材料中写道：“我过去就认为59年到63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
他还在审讯中说：“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
有一次在审讯中，审讯人员恐吓道：“遇罗克，你顽固透顶，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两分钟考虑后果!”审讯人员和记录人员都出去了，屋里只剩罗克一个人。两分钟后，忽拉拉涌进十几个人，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遇罗克，你考虑好了吗？”
罗克平静地说：“请让我家里送一支牙膏来。”
由于疯狂地镇压，监狱里的人多得出奇。在一间18平方米的牢房里，要关20个人。狱中的伙食极差：每天两顿饭，每顿千篇一律的两个窝头，一碗没有一点油的白菜汤。也有时汤换成一块咸菜。每月能吃上一次全麦馒头。每天定量将近九两，所以饥饿是最长而重的刑罚。每当吃饭时，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拿个大的窝头，分汤也如是，谁都想得到菜多的。罗克却始终对难友表示谦让，而从来不去争抢。
每天只有两次“放茅”(到厕所解手)，而每次时间又极短，大便干燥的的往往不能结束就被撵走了，这样就得回到牢房往尿桶解大便。二十来人的房间，空气已经污浊不堪，所以大家对往尿桶里大便的人非常反感。因此，每当牢房的门一开，大家像跑一样去占很少的几个茅坑，以便能多蹲一会儿。而罗克从来不去抢这个先儿。
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张朗朗）很佩服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
“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幺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吶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我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会影响这幺大，全国各地那幺多感人肺腑的来信，常使我读着流泪。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着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一死。”
他对同狱中的一个中学生说：“坚持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既然选定了自己的道路，我决不后悔，决不回头，无论前面等待的是什幺样的危险，付出什幺样的代价。”
罗克知道自已的处境危险，有时也诙谐地向别的难友们说：“来世再见”，但他对生活还是充满信心的，对同伴充满爱。
每当有新“犯人”进入牢房，罗克总是把自己狱中的生活经验教给他。比如怎幺样可以把被褥叠成个沙发样，这样成年累月坐下去才不会难受。戴上镣铐(尤其是背铐)，怎幺睡觉才能睡着。等等。
有一个新入狱的华侨，仅仅因为没通过组织向海外亲友要点钱给孩子看病，就按“里通外国”罪抓进来。他苦恼极了，两天都不吃饭。要是平常，大家早就把剩下的分吃了。但是罗克说：“虽然咱们都饿，但是也不能吃他的。咱们必须把饭交出去，引起看守的重视，就能提前提审他，否则他饿坏了上边也不知道。”大家认为说得有理，就不再吃他的饭了。
更使人敬佩哥哥的，是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
1968年三、四月份，社会上大兴批斗之风。监狱里趁机把那些不认“罪”的“犯人”也押出去批斗。说是“批斗”，其实就是受刑，每次回来，轻则鼻青脸肿，重则头破血流以至昏迷。被批斗的人唯一得到的好处，是中午额外给两个小窝头。但在拳打脚踢之后，很难吃得下去。那时罗克的牢房里，新来一位叫刘恩海的“犯人”，体格魁梧，饿得特别难受。罗克每次被斗回来，总把窝头带给他吃，有几次罗克被打得非常厉害，一进牢房就趴在行李上不想再动了。难友们都不吱声了，同情地看着这个常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文弱硬汉。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艰难地从怀里掏出窝头送给刘恩海。每次刘恩海都要落泪，许多难友也被感动得哭了。
监狱中除了《毛泽东选集》外，什幺书也不准看。罗克就根据自己的记忆，给大家讲故事、历史和诗词。甚至还演过一出戏，罗克唱阿庆嫂。他还向一位外语教员学习英语。这些都是监规绝对禁止的。
他教一些新入狱的人唱一首美国黑人歌曲，歌词是：“在阴暗的小牢房，想起亲爱的老慈娘，不由得一阵阵悲伤。眼睛流着泪水，心中充满希望，放开喉咙跟着伙伴把歌唱，前进，前进，战士们前进，胜利属于我们。脸上充满阳光，心中充满希望，跟着伙伴上战场。”
他善于在困苦环境中保持乐观，振奋精神。一位难友回忆道：“当犯人们‘学习’得疲惫不堪，背语录背得头昏脑胀的时候，遇罗克会突然出奇制胜，说几句招人兴奋的话。比如有一次轮到他发言时，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这一下子，屋里的人都楞住了。几个积极分子马上就站起来争先恐后的地问他猛烈抨击︰‘什幺，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幺蒋介石也存在，他合理吗?’
“遇罗克一点也不着急，微笑着继续逗着别人的火儿：‘你们考虑考虑，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吗?’
“等批判者的话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他忽然作‘正色’状，说：‘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论述过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述过这句话的合理性。)
“看着那些积极分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似地笑了起来。开这种玩笑，可真得有胆!
“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小偷，横行霸道的杀人犯，一听说他是遇罗克，马上都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是第一个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污辱、被损害的‘贱民’作公开辩护的人!”
有的看守缺少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越是夏天温度高，越是借口没有水，不让“犯人”刷尿桶、洗脸、开窗户。罗克想尽办法和他们作对，结果被他们找个借口给罗克戴上背铐。
手铐在失去人性的人手里成了任意使用的刑具。狱卒动辄可以给一个人戴上，尤其是那些不爱交待问题的“顽固分子”。最厉害的是背铐，不仅给生活带来不便，也使人无法安睡，痛苦异常。这时全靠好心的同伴细心照顾︰吃饭，帮助解手，省下喝的开水帮助烫烫发肿的双手，把褥子中间叠出个坑，以便压不着手。而有时，看守专门注意有谁帮助这个倒霉的人，谁帮助他也同样会遭到惩罚。帮助罗克的不乏其人，因为许多人都受到过他的帮助。
1969年10月，鉴于形势紧张，罗克和许多“要犯”都被押往河北、山西各县城看守所。据说罗克被关在河北某县。那里的伙食比北京更差，量更少，从北京去的因为无法收到家属送去的生活用品，只好再省一点食物去换生活用品。
1970年1月份，突然有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到他所在的看守所。表面上对他说有一线希望，把他押回北京。刚一进半步桥，就被一脚踢倒，戴上镣铐，关进了死刑号。有个看守自言自语地说：“赶上第六批了。”(指必死无疑)
死刑号都是每人一间牢房，暧气片挂在高处，用海绵包住。如果不是拉出去批判，从来不放犯人出屋，屋内有抽水马桶。犯人每天只能在一角蹲坐着，用锁锁住，动弹不得。看守也极严。这一批有几个年轻人急疯了。当然也有没经验的人以为快被释放了，因为看守不时说些假话骗他们：“老实接受批判，快回家了。”
有时每天都要轮回地到各处受批判。每次带出去就像扔木头一样，把他们扔上汽车，被当兵的踩在脚下，用刺刀扎住后背。每个人还要在脖子上戴一个钢制器械，如果在现场喊叫，只消在后面一勒，即可休克。批斗时一名警察踩住脚镣，两名警察把住胳膊，惟恐挣扎。
任何人也不愿含冤死去。罗克在法庭提出：“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这个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70年2月，全市对19名“犯人”“讨论”处理办法。其中也有罗克的名字。但在处决那天，奇怪地取消了他的名字。至今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为什幺。他被送回死刑号的时候，又送进一批新的要被处死的人，但他们未必知道自己的命运。为了通知难友，做好牺牲的思想准备，他用嘲弄的腔调向看守大声喊着：“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十几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我想跟军代表谈谈”。
1970年3月5日，罗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一、书写的10万字的反动文章；二、在狱中气焰嚣张；三、扬言阴谋暗杀。当罗克知道自己会被杀害时，拜托难友李考良，将来替他看望亲属，还说：“我最惦念的就是姥姥和弟弟。”因为那时操劳一生，把我们从小带大的姥姥已经快70了，他怕她听到噩耗经受不住刺激。
在哥哥的遗物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因为自1957年家境一直贫寒，罗克从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后，把每月工资都交给母亲。有时母亲给他五元零用，他也只要三元，而这三元钱常常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背心实在太破烂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好的背心给他时，他已知道要被判处死刑了。他想，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穿吧。他就是穿著这样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为了安慰母亲，鼓励弟弟、妹妹和朋友，他还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两首诗。
七绝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五律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
义举惊庸世，奇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
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被处决之前，哥哥和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宿，互相也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后记
1999年1月，由徐晓、丁东、徐友渔编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并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与会许多专家、学者，对罗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知名的人士，也越来越肯定了他的功绩、主张建立他的塑像。
哥哥在1966年5月3日日记中写道︰“(《波斯人信札》)我设想在某王国内，人们只许可土地耕作所绝对必须的艺术存在──虽然土地为数甚广；同时排斥一切仅仅为官能享受与幻想服务的艺术；我可以说。这个国家将成为世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何谓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代的共鸣。孟德思鸠可谓不朽，其洞察力已经逾过二百年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哥哥所走的道路，重读哥哥的著作，也完全有理由说：遇罗克是不朽的，他的著作是不朽的!他的纪念碑，就建立在人民的心中。
我为哥哥，为我的家庭，为我所做过的事而自豪。
（作者：遇罗文 节选自《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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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此消息由灿烂烟火在03-06 18:32:14做过手脚，呵呵……
Re:【转帖】“异端”的纪念日
花了好些时间才看完这篇文章。对于过去的，并不要我们思考得太多，只需要了解一些就够了。
Re:【转帖】“异端”的纪念日
你的帖子好长
字又大所以我把字改小了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但今天看见你的帖子
让我好感动！
Re:【转帖】“异端”的纪念日
是很感动~~
Re:【转帖】“异端”的纪念日
算是英烈了！感谢你们看完了这个帖。：）
Re:【转帖】“异端”的纪念日
我想这个贴子让我知道了一个听过名字，但不知是谁并曾做过什么的人，这个人做的事一直没有被宣传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容纳第二种声音的出现。权威害怕被质疑。
而敢于在那样的社会发出真话的人，在现在的社会也仍要被尊重。我们尊重了哥白尼但始终没有呼吁去尊重遇罗克，这很说明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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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oviet28
时间:
2003-3-8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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