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孙文（转）
孔子著《春秋》，一字一词之间微言大义，使乱臣贼子惧。20世纪之中国，犹如春秋大梦，又如英人霍氏所称，“极端的年代”。乱臣贼子百年来绵绵不绝，以致细民蒙难，小子枉送性命。笔者无意重叙历史、反弹琵琶，不过追本溯源，举我心目中之荦荦大者，以彰显个人化的褒贬和史观，不敢使后来人惧，只愿在千年之际，以慰吾国百年来死于枪火、死于党争、死于领袖之手的无辜信众，及千万黎民。
我所谓之荦荦大者，即在二十世纪无视传统的暴力革命浪潮与建立在两千年专制废墟之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党治国家的模式中，成为始作俑者的人物孙文。本文想要指出的一个事实，即建构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暴力主张及为人称道的救国救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是如何在现实政治和专制土壤中渐渐蜕变，而走向独裁与穷兵黩武的道路，给黎民百姓与民族前途留下不可痊愈的创伤。当后人继续为着一个浪漫而血腥的按揭理想国，一代代以个体的命运还款付息时，当时的高歌猛进和天下变色，却显得并非那么重要，那么“非如此不可”。
“中山”，乃孙氏的日本密友平山周为其取的倭国名字，不耻。下文皆以其生身父母为之定夺的名分称其为：孙文。
孙文一生居功厥伟，在乎他抓准了一个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因而推动了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有如林肯当年抓准了一个“废除奴隶制”的主题，使得南北战争高歌猛进，掩去了南方各州的自由主义立场、及维护州权和联邦宪制的实质。反过来，又有人讲，洪秀全的失败也正在于此。如果太平天国募集设立的是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而非横空出世的“宗教革命”，恐怕南京陷落之时，曾、左、李、胡早已倒戈一击，十三省黑白两道皆望风披靡也。
可见革命之成败，也全在乎创意及CI，关键要你的旗帜鲜明，击中要害，让信众和黎民觉得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其他枝节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只要冲出一条血路，千年王国便可马上来临。便如商品有了卖点和概念，自然货如轮转，走得快。
但孙文之于辛亥革命，其功绩大半是象征性的。这位出身于夏威夷、拥有吾辈梦寐以求的绿卡的美籍华人（孙文于排华法案期间来去自如，皆凭其米国公民的身份），在海外民运组织“兴中会”中勾心斗角，逐渐取代杨衢云成为第一号党魁。1896年闻名全球的“伦敦绑架案”（清廷驻英使馆秘密绑架了孙文），使孙先生一炮而红，成为世界级的流亡革命家。在海内外革命党阵营中便成舍我其谁的男一号。与此同时孙文开始引起了日本、德国军方和政客的注意，孙先生也于蒙难后在伦敦大出畅销书，硬是将蛋糕越做越大。
武昌起义的领导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孙文的“同盟会”并无任何组织上的瓜葛。“共进会”发起人刘揆一原是同盟会会员，在同盟会分裂后另起炉灶，创建了“共进会”。至于“文学社”则是武昌少壮军人自发的秘密会社，会众遍及鄂军各标、营，因而一旦举事便全军哗变，势如破竹，不像孙文依靠的黑社会暴动徒劳无功。这个组织更与孙文没有丝毫渊源。
武昌首义后形势逼人，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此时，黄兴赶到武昌，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此刻孙文正颠沛流离，在科华拉多州华人餐馆洗盘子）。南京光复，各省遣沪代表公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准备组建临时政府奠都南京。但鄂军功高震主，那肯将胜利果实拱手让人，坚持要黎正黄副。革命军分裂在即，黄兴坐镇南京，打“五色旗”，鄂军则打共进会之“十八星·锥角旗”。此时袁世凯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兵临城下。刚刚出狱的汪精卫一眼看穿形势，指出平定中国之局面，“非袁不可”。
黄黎两人分别电告袁世凯，如愿倒戈反清，将共推其为民国大总统。回国途中的孙文亦作出上述表示。此时黄黎二人相持不下，收拾革命军残局的人选便呼之欲出。孙文回国后以德高望重的男一号身份总领革命军，黎元洪一清廷叛将耳，无力相争。黄兴则黯然出走。袁世凯一看时机成熟，着手下段祺瑞等42名前敌将领，一封联衔通电，6岁的宣统帝便乖乖下台。
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实在是风云际会，天上掉下个肉馍馍。革命一旦蔓延，全国顿成混战。各省咨议局瓜落蒂熟，接管大权。革命军撕开战局，却无一人具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孙文徒具名望，但手无一兵一卒，于战事又无尺寸之功，十八省军队岂可服膺一流亡书生，上演择贤而王的禅让大典？盖因袁世凯手握重兵，无论实力还是政治威望在当时不作第二人想。是快刀斩乱麻，结束战乱，使帝国迅速平定到民国的唯一人选，也只有这位前相国才能压得住台面，使十八省咨议局雌伏。这一点包括孙文在内，每一个具有观察力的人都看得分明。十八省所以达成一致，抬孙文出来，不过是招聘一个有名无实的承办人，去和袁世凯谈判罢了。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政府也是象征性的，主要是给清廷和袁世凯做秀，纯粹的“看守内阁”，等于是先开张，把“中华民国”注册登记了，变成空壳的上市公司，好等袁老三北京事了，就来接盘。
后来把辛亥革命的伟绩归于孙文一人，尊为“国父”；将革命的失败算在袁世凯头上，斥其为“窃国大盗”。也是另一种春秋笔法，实在有失公允。如同今日将改革开放的功德归于邓公一人，或将49年开国的霸业归于毛一人，都是对历史的阉割和简化。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凡夫俗子就是这么一步步走上神坛的。
前几天看2000年度经济人物评选颁奖典礼，深万科的王石答谢时说：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象征，我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后面有一个万科，而不是因为万科有我。
不知道王氏此言有几分真诚。但我立即想到，孙文和毛泽东之流就没有这般的明智和谦逊。孙文临时大总统的板凳还没坐热，便以民国缔造者自居，从此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向武断刚愎的个人独裁。
再说袁世凯。愚见以为他是辛亥年间缔造民国的功臣，而非大盗。袁先生为人诟病事出有四：一曰戊戌政变的告密，二曰辛亥年间的窃国，三曰接受“二十一条”，四曰背叛共和而称帝。其二已有分说，袁世凯举重若轻，收拾残局，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使革命引发的全国混战、天下大坏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化于无形。细想当时，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设想辛亥革命发动时，袁世凯刚刚过世，中国接下来将会是什么局面，反倒令人不寒而栗。
至于袁在戊戌政变中倒向后党，常令壮士扼腕长叹，仿佛袁世凯只要尽起天津小站6千精兵，围住颐和园。今日之中国就是遍地香港了。其实细想当年情势，谭嗣同实在比后来的孙文还要激进、尚武，且有着索罗斯般的政治投机家精神。假如幸而不死，恐怕又是我此文中乱臣贼子之一。
袁的选择，无论站在趋利避祸的经济理性，还是站在世受皇恩的朝廷重臣分上，均无可厚非。起兵谋乱、逼宫后闱的创意，换了是我，不吓得半死！
袁世凯一生的个人污点，全在于恢复帝制。这个当了几十年奴才的清臣，最终还是觉得皇帝的行头才是中华老字号的正宗，非要过把瘾才死。固然遗臭万年，成为两千年帝制的殉葬品。但却不可一棍子打死。清末民初，袁氏雄才大略，堪比曹操。称得上“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一书，说近现代史上，只李鸿章、周恩来或可比拟。我想也是。何况短短几年闹烘烘的共和，如何可以将千年帝制从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一笔抹杀。因此我倒觉得，帝制的真正寿终正寝，并非辛亥革命成功之时，而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至于帝制背后“君为臣纲”的意识形态，则更加命长，在以后的孙文乃至毛泽东身上，仍然还一以贯之。
袁世凯自1901年乱世之中得揽军政大权 ，到1907年被满清权贵一脚踢开。6年间变法维新，建树颇多：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世界）；创办山东大学，兴办新式学堂，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制；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企业（没有拿一分钱的股票）；说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
以上政绩斐然，循序渐进，可比拟于沙俄末代之铁腕首相斯托雷平。武昌首义之能星火燎原，难说没有袁世凯7年主政的功劳。没有各省咨议局翻云覆雨，又哪能一夜间改朝换代，免去中土大乱。这也是袁世凯1911年卷土重来，振臂一呼，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和雌伏的原因之一。但我们因人废行，并习惯于以道德论人，只说袁大头是彻头彻底的坏蛋，是大奸巨恶之人。其实恢复帝制不过一场闹剧，因此名誉扫地、受损最大的还是袁世凯自己。而于中国历史之进程及对千万黎民的影响，实在是无关于痛痒的。本文全篇欲想指出的一点，便是在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浪潮之中，一个抱着为他人为民族肝脑涂地的人（比如孙文）往往留给历史和民众的，却是无尽的劫难和百年都难以消除的恶果。并且自己（也比如孙文）最终也从天使堕落为撒旦，走上极权主义和个人独裁的道路，与革命所欲指向的封建的政治因素反而一拍即合。反过来，一个所谓大奸巨恶之人（比如袁世凯），认真想一想，他究竟给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可饶恕的恶果？我倒觉得他反而给历史多少还留下了点点滴滴的改良和演进。像这么两个人（孙文与袁世凯）之间的差距，其实并没有表面看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么大。而且究竟谁是真正的天使？谁是真正的撒旦？也是难以分辨的。
至于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事件，才是其一生中真正犯下的罪愆与污点。但此中亦有隐情，容后再议。
说回孙文。为什么不把袁世凯列为乱臣贼子（理由如前。至于称帝一事，非乱臣贼子，乃“僭主”是也，我把袁和毛并称为20世纪之僭主，须另文批判），反而指证孙文为乱臣贼子呢？以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20世纪之中国大有人在。如汪精卫一代文胆，不惜一死，去行刺摄政王。我不算他是乱臣，皆因他是个人行为，书生意气。贺龙如李逵般轮起两把菜刀，难说刀下就没有枉死之人。但我也不算他是贼子，因为他代表了最底层民众在苦难中的挣扎。但孙文不同。孙文其人，一生服膺有组织的暴力与恐怖行为，并信奉独裁。以敢死队和雇佣军的组织力量，及百折不挠的墨家精神，一手拉开了20世纪中国“极端年代”的黑幕。
乱臣者，对于孙文具有两重意义。以“二次革命”为界，前期的孙文所乱者，乃满清之帝制也。我称其为“乱臣”是对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褒扬。但二次革命之后的孙文，迅速背叛了共和和民主的精神，无法从革命的暴力手段中自拔，在“革命大义”的崇高名目下回归君王一般的独裁政治，成为一穷兵黩武的党魁和军阀，甚至模糊底线，不惜背叛民族的利益。此时之乱者，乃是乱共和、乱民国，并以“天下为公”的名义而乱天下的黎民性命。这时我称他为“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民贼也。
一、黑金政治
1903年孙文加入黑社会组织“致公堂”，进入历史悠久的洪门。企图借助地下会党的人力、财力支持他的武装革命。不久，孙文在“致公堂”混不如意，深感失望。1910年孙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对“致公堂”的不满，信中称他的第9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国分会答应报效5000元，却只给了1900元。
孙文的革命全靠金钱支撑，胃口之大，今日的李嘉诚、包玉刚也要皱眉头。1894年11月24日孙文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据历史书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其实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兴中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org”，而是一个“.com”。类似于今日南中国出现的民间“银会”。“兴中会”会员每人须出“底银”5元，“股银”则每股10元，越多越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将“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写明，除尽忠报国以外，“兼为股友生财之捷径”，而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兴中会章程第8条）。各位看官，想入伙了吧。不能不佩服孙文实在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政治家，等于以报国为名，大搞传销和“老鼠会”。不久，孙先生便卷款13000元，匆匆赶回香港和杨衢云洽谈资产重组去也。
海内外热血华人的捐输，填不满孙文一次次街头暴动的花销。在“革命”的神圣名义下，孙文开始为筹款不择手段。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逐孙文出境。孙文未与众议，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的5000元及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赠款10000万元，于当年4月3日再次卷款潜逃。此举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带头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见刘揆一《黄兴传记》）。
1901年，孙文自新加坡去法国。在巴黎经安南总督牵线，法国政府同意借款1000万元扶持孙文的革命（在孙文《将赴美洲致各同志书》中伪称借款人为某法国资本家）。孙文为此开出了什么条件，因此事后来未成，史无记载，不得而知。
“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140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约70万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孙文一再接受对中国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的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此不为乱臣贼子，何为乱臣贼子？
“护法战争”中，孙文为达“革命目的”，再次不惜代价，当府院之间正为是否对德宣战闹得不可开交，他通过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接受德国政府贿赂的“黑金”两百万银元（见美国驻外使馆呈国务院报告USDS893.00\2707号，及战后德国档案德国外交官秘密报告）。拿到这笔款子，孙大总统再次振臂一呼，几百名因议会解散而失业的“国会议员”，和程璧光（甲午海战中亲向日本送递投降书的家伙）的海军第一舰队便簇拥着他，浩浩荡荡南下广州，向主战的段祺瑞宣战。
收受黑金，勾结倚重秘密会社，自孙文始作俑，便成为国民党的光荣传统。从他的关门弟子蒋介石，到今日台湾政界衮衮诸公。影响及于百年之后，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二、恐怖主义与独裁
20世纪中国恐怖主义之先河，也自孙文始。孙博士并非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其穷兵黩武之处，为革命目标杀人如麻，可以直追雅各宾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他一手策划的所谓“十大起义”，无不充满刺杀和公共场合爆炸案。以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10月26日）为例，孙文亲手写下的企划案说：光武装攻打督署还不够，还要“四处放火”，于城内各处“施放炸弹，以壮声势”。
1918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孙文发生冲突。孙氏登上军舰，下令炮轰位于市区的督署。那舰长不是国民党员，坚持说怕伤及无辜，不肯开炮。孙文勃然大怒，竟然推开炮手，亲自点火放炮。孙先生没当过炮兵，这一炮命中几何，杀人无数，也可想而知。
革命早期的孙文，尚倾心于美国制度，呼吁共和与民主。同盟会员也大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颇具民主思想。但二次革命以后，一方面屡受挫败，孙文日渐感到同志般的党员关系对他的乾纲独断钳制太多，慢慢权欲膨胀。另一面则苏俄的列宁主义崛起，对孙文刺激颇大。1913年9月27日，孙氏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孙文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按指印、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宣誓效忠。这种从黑社会学来的作风及独夫的姿态，不要说具有民主主义背景的同盟会元勋们，就连每一个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党人也实难接受。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皆弃之而去。蒋介石等少壮派武人则趁机加入。后来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人悉数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执意反对，条件之一就是除非孙文废除“按指印、立誓盟，宣誓效忠”这一套帮会作风。从此，国民党在孙文手中（而非像常说的那样在蒋介石手中，说蒋背叛总理不过是国民党左派的统战宣传，蒋介石其实是孙文一脉相承的信徒），渐渐变成独裁政党，孙文也再非善类，逐步成为他梦寐以求的列宁式的强硬领袖。（他若是有朝一日攻下北京，决不会像基督将军冯玉祥一样仁慈，肯定和列宁一般手起刀落，将故宫里的满清孤儿寡母统统杀掉，一个都不能少。但又不敢象罗伯斯庇尔那样光天化日的杀，而是像列宁一样悄悄杀，杀了胡乱埋掉，打死都不认帐。）
暗杀革命元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就是一例。光复会是革命党的第二大股东，其领袖人物章太炎、陶成章等素与孙文不合。尤其是陶，与孙大总统自1907年起便交恶。1912年孙文一派与光复会争夺浙江都督一职，陶成章呼声最高，得到浙江名流驰电声援。陈其美秉承领袖意旨，派出年仅24岁的杀手蒋志清（介石），于1912年1月14日深夜2时，潜入上海广慈医院，连开数枪，中颈、腹部，将陶成章射杀于病房。
嗣后，蒋介石潜逃日本。孙文电函陈其美，表示“不胜骇异”，责令陈“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
陶死后，光复会便一蹶不振，再无与孙文争风之力。蒋介石立此大功，一年后在日本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从此得到孙文器重，爱不释手。
三、出卖国家主权
前述孙文之秘密外交，每一回领取日本、德国、法国的津贴，到底有些什么出卖主权的协定，虽有谣传，不能一一坐实。但在“二十一条”事件中，其无耻无义、不忠不孝，确是铁证如山，拿什么崇高的革命借口来都不能自辩。
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时为国家的最高主政者，他既不愿接受，又不敢拒绝。遂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顾维钧（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长）暗中泄密，放出消息，希望引起国际间的奥援和干涉。孰料欧洲各国无力东顾，海外留学生群情激昂，将消息传回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
失去革命目标的孙文一看机会来了，竟然枉顾民族利益，认贼作父，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敢接受的“二十一条”，主动承诺出让与日本，条件是日本出钱出力支持他及其党人推翻袁世凯。
早在1914年，孙文便通过其密友，日本政客犬养毅，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搭上了线。他于1914年5月11日密函致大隈，极尽恭维之能事，并在信中慷慨允诺，一旦返华主政，当让与日本前所未有之政治、军事及经济特权。
无奈孙文当时散落在野，大隈重信对他的空头支票不感兴趣。但孙文密函中所提出让日本之主权，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出“二十一条”之蓝本。等到上述1915年因“二十一条”引发全国反日浪潮时，孙文旧事重提，于当年3月14日再度密函日本外务部政务司长小池张造（孙博士的日本朋友还真多），重申前函之建议，怕鬼子不答应，还迫不及待地加重砝码，出让之中国权益更加具体，让日本人不忍拒绝。
（以上情事见战前日本官方档案孙文密函原件）
不禁要问：什么样的“终极目标”，可以驱使一个革命家为达目的，细民可以杀之，小德可以出尔，连民族大义和礼义廉耻也皆可抛去，而甘为独夫寡人，乱臣贼子！
四、内战与分裂
20世纪中国之内战绵绵，和南北分裂，说到底，始作俑者还是这位孙先生。
孙文因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一事，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宋教仁名望已仅次于孙文，并在继续的暴力革命与议会宪政斗争的不同道路选择上和孙文势不两立，不死于袁世凯，在1913年清党中恐怕也要被开除，甚至像陶成章一样被自己人干掉也大有可能）。党内对孙文借机挑起战端便意见纷芸，很多人不愿内战，以致二次革命半途而废（孙文逃到日本后痛定思痛，开始领悟到独裁是多么重要，并日渐倚重蒋介石这种敢作敢为的革命青年）。“二十一条”激起反日浪潮后，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领袖黄兴等人，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并呼吁为袁撑腰与日本交涉，全国民族一致对外，一面争取国际奥援，一面准备对日作战。但孙文却在此民族存亡之秋，有如前述，暗中与日本政府勾结，出卖主权，收受黑金，企图以此为契机，夺回大总统的宝座。
袁世凯归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与段祺瑞闹起“府院之争”。张勋事后，段氏再造共和，于1917年解散了老国会。孙文这位“继续革命论”者，认为时机再次降临，又如前述勾结德国政府，凭着“两百万银元”的黑金，挑起了所谓“护法战争”。这一次年已51岁的孙文再也没有耐心了，干脆割据广州自立，当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对外宣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
请注意，自辛亥革命袁世凯收拾残局至此，全国基本上维持了统一。孙文在1917年另立中央，妄图以武力统一全国，开军阀混战之先河，是自同治中兴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一至于今日。
孙氏一面拿着外国政府的津贴和黑金，一面以此财力组建“雇佣军”（陆荣廷、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一次次挑起内战，制造分裂，迷信武力。试问：这样的革命先行者于国于民，有何功德可言？中国若不是身陷长达十几年的内战，日本岂会长驱直入，救亡又怎么压倒了启蒙。事实上，孙文终其一生，连个区区广东也弹压不了，反而穷兵黩武，让广东子第民不聊生。与此同时，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在经济、治安上都建树颇多，比如袁世凯在1914年颁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的地方行政试验制度。以及阎锡山于1917年利用乡绅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乡村复兴的“山西村制”（得到梁漱溟的好评）。就在孙文得寸进尺发动内战、大搞独裁的十年间，中国北方各省局势稳定、各项民生事业得到渐进发展，地方议会的建设日渐繁荣。20年代初，一场鼠疫自东北边境开始，迅速波及华北各省。北洋政府的卫生部门体现出极高的效率和医疗水平，成功制止住鼠疫蔓延，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从10年代末到20年代，有人称之为民国的“黄金十年”。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个黄金十年是绝不包括孙文控制下的南方军阀治域的。
1920年，孙文又搞到一笔款子，再回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主张武力北伐。广东督军陈炯明（老同盟会员，黄花岗起义的暴动队长）表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不如发展民生，谋求联省自治，再徐徐图之。但这种渐进循序的改良路径，大总统哪里听得下去。两人发生矛盾。加上陈一贯反对孙文借俄国以自重的做法，早在1915年，他与黄兴、李烈钧等人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明：“绝不依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可见孙之秘密外交在党内早已臭名昭彰）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在漳州与陈秘密会晤，允诺资助陈的南方军队完成统一，条件是中国放弃外蒙。陈炯明断然拒绝。孙文得知后大怒，对他视之为“十数年之卵翼”的陈失望之极。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1922年9月18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书”，宣布陈炯明背叛革命。而后陈的部队公开炮轰总统府，双方正式决裂。陈炯明致吴敬恒书中曾说：“南宁劳军之日，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骨俱悚。”
孙文早已不是那个甘愿抛头颅（现在只想抛他人的头颅 ）、下油锅也要救国救民的热血男儿，他不甘心只是做一个在野的精神领袖，和中华民国开国的纪念品。他在几十年的暴力生涯中，逐步成为一个要求党员和部属绝对服从、不惜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也要达成其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并以革命的名义以百姓为刍狗的乱臣贼子。他对于当初民主和共和的目标早已从内心丧失信仰，抑或根本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对于民主的信仰。他的真正的信仰，就是暴力革命和君为臣纲。
早年的孫文制定“革命方略”時（1906年），把革命建國事業的措施程序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三年），第二期為約法之治（六年），“凡軍政府對于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于軍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于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各循守之”。 第三期则為憲法之治。之后随着孙文的独裁倾向压倒民主倾向，对于当中这个作为过渡时期的“约法之治”，进行了多次修改。等到1924年孙文发表“建國大綱”時，建設的程序也分作三個時期，但第二期的提法变為“訓政時期”。并只字不提关于訓政時期的“約法”问题，更无訓政時期的年限规定。这时的孙文，已经完全以上帝的牧羊人自居了。1956年，毛泽东曾说，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训政”。这个作为借口的无期限的训政，在孙文手中，已经不是通往宪政的必经之路，而成为了挡在宪政前面的太行王屋。
行文至此，看见近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的政治图谋》。又忽忽想起1925年孙文如愿所偿的病逝于北京，章太炎先生遥寄的一副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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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司马青衫
时间:
2002-3-16 2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