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点慌

最是书生不自由。
现在的体制能让你真正自由表达你的所思所想吗？屁股决定学术观点，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已学会了察言观色，明哲保身、投机钻营。
叹！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早已没有衣钵继承，偶尔零星冒出的，也成了另类而非知识分子本应有之骨气。

心有点慌

呼唤学术独立，呼唤尊重文化人


作者：穹天巨野 提交日期：2002-9-8 23:36:00  


　　
　　在中国做事情，不深入地研究国民性是不行的。汉字的“民”是一个像形文字，是被针扎进目中而完全丧失视力的被当作奴隶的人。这就是“民”字的渊源。也是我们国家的古老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当“民”字的这个寓意还是在被实践的时候，这显然是一个悲哀。一个眼睛被刺瞎的人会有自尊吗？一个不能反省自己民族历史的人，一个无法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人，当然没有自尊。一个不懂自尊的人民形成的国家，很难有光明的前途。作为“民”中特殊的一群，文化人的现状又如何呢？
　　
　　我所不满的是，这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学术也只有一个标尺。当一个文化人以一己之良心去启蒙和呼喊的时候，常常会被斥责破坏了大好形式，或者被批评为“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我们也就有必要弄清楚学者的责任是什么。
　　
　　在二十年代，陈寅恪在给北大学院已巳级史学系的毕业生写赠言的时候，一方面哀叹“群趋东邻受国史”的耻辱，一方面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添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没错，只有坚持学术的独立标准，才能让这个社会的思想呈现多元化，而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也才能张扬学术的超越品格。曾昭奋先生曾经在一篇《大楼与书桌》中疾呼“大学贵在‘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曾先生也提到了几位教育前辈的理念。梅贻琦先生于一九四零年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梅先生还说“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蒋南翔也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道：“假如说自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这个国家“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国家才有希望了。学者不是政治家，学者是提出问题的人。关天的网友shidi说得实在是好：“提一个难以作答的深刻问题，胜过一千个以‘从来如此’为据的答案；这样的提问列队成阵，就是一支讨伐陈陋的大军！”。当政治权利的宽容空间消失，要求学者收敛其心气，批评其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时候，而那个学者又不愿意匍匐于权力之下的时候，冲突和悲剧就会开始，学术也就会失去准星和标尺。古话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是草才会跟着风摇摆，才会知道怎样不会落得“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下场。然而，当一个学者对自己坚持的学术观点（哪怕是非主流和边缘的）已经缺少了自信的时候，当全国的学者都变得众口一词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学术还能自立于世界之林吗？
　　
　　推而广之，现在台面上的人中有太多的两眼势力一身媚骨的奴才，奴才该怎样把国家弄好呢？写到这里，想起了胡适老先生的话：“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了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这种奴才式的学术准星和标尺也就必然会导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愿意讲真话或者干脆讲假话（所谓“穷时节乃现”），成为埋头在沙子里的鸵鸟。张维迎在《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一文中，总结了中国最缺少的东西。那就是“真话”，最不缺少的就是“假话”。用他的话说，如果一个社会里说假话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说明这个社会的激励制度很有问题。当说假话成为每个人的最优策略时，说真话的人就会被当成傻瓜。
　　
　　当文化人在学术独立不被尊重的湍流中挣扎的时候，对于文化人的“观念暴力”也必然是异常的严重。作为一个搞理工科的人，我常常在生活中听到这样的话，“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误国”，“他们能创造什么价值”云云。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光简单粗暴，而且短视和肤浅。我一直觉得这些说法是那些玩弄文人在股掌之间的统治者的阴谋。现时代理工科的一部分人（注意，是一部分人）因为所受教育的不健全，人格也难免有不健全的地方，于是加入了这个阴谋。当人们附和说“文人误国”，5000年以来的统治者们是最爱听的。
　　
　　“中国的文化有不好的东西，于是这些文化人就都是误国的。”我觉得这样的思维逻辑有点不好。
　　
　　说到文化，要谈及人和人类社会。人，人类社会，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文化停留在生存的层面上，而人家的文化却着眼于发展。道家主要关心个人生存，儒家主要关心王朝生存，都没有超越人伦关系的范围。以后的儒士就一直在考据，再考据。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终君报国的英雄，但几乎没有为坚持一种学术见解或者科学真理而献身的文化英雄。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先生说：“在西方，从阿基米德定律到文艺复兴再到工业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中国，从百家争呜到焚书坑儒再到鸦片战争是文化的宿命”。
　　
　　但是，有一点，必须要说清楚。就是，我们的文化还有不够好的地方，在与人家的文化竞争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但这正是激励我们的文化人该更加振奋，更加自主，更加生动地去启蒙和呼喊的原因；同时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该更加尊重和包容文化人，尊重和包容学术独立的原因。其实，西方为什么发达，我看很多的原因，就是尊重文人，尊重学术的独立，而不是利用和玩弄文人。
　　
　　我本人常说中国文化的坏话，对中国的好些个文人却是很有感情的。文人给了我们什么？
　　
　　他们给予人生以启示，给予人生以积极的精神，给予人生以恢宏的气象，给予人生以高尚的智慧，给予人生以觉悟，给予人生以超越。怎么是一句“文人误国”就可以抹煞的？
　　
　　不客气的说，文人们也是良莠不齐的。有一些文人，他们似乎缺乏一种内在的生动，往往是从小处着眼，疏忽了大处。但毕竟还是有很多人，他们有骨气，他们关注的是“人性的剖析，道德的指引和精神的前驱”。这样的人外国有，中国也有。社会和传统，这么复杂，怎么能让“文人”一族去承受其一切罪孽呢？
　　
　　于是，让我们呼唤更加宽容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来塑造知识分子之新气象。
　　
　　请给文人以学术的自由，请给文人以他们该享有的尊严。让他们去面对人类世界的辽阔与狭隘，让他们去面对人类生活的欢乐与悲伤，让他们去直面那些事实的真相与丑陋吧。

心有点慌

胡适：“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说得真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