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城禁鸭蛋”是维护谁的“安全”？

鉴於日前北京又发现6种含“苏丹红”的红心鸭蛋，15日，广州市工商局发出禁令，从今天开始，全市禁止向消费者出售鸭蛋。也就是说，不管是红心鸭蛋还是黄心鸭蛋，不管是在批发零售市场还是餐饮市场，一律禁止销售鸭蛋。（《信息时报》11月16日）


不管是什麼鸭蛋，一概全城封杀——想来，广州工商部门此举，目的在於杜绝“红心鸭蛋”在市场上的流通销售，保障市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然而，因此带来的问题是，不分“好蛋坏蛋”统统进行禁售，市民吃鸭蛋的权利岂不是被剥夺？守法经营的鸭蛋生产商的利益受损谁来补偿？无疑，吃鸭蛋也好，守法经营卖鸭蛋也罢，都是公共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而“全城封杀鸭蛋”，实际上是对公共权利的限制。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纳税人在缴纳税金之後，公共管理部门有义务有责任保障全体纳税人的生存安全和消费安全。显然，市场上出现了危害公共健康安全的“危险鸭蛋”，有关部门需要做的是，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格落实市场食品准入制度和各项监管程式，最大限度地防止“危险鸭蛋”在市场上流通销售——以积极举措来保障公共权利，而不能因为“危险鸭蛋”的存在所带来的巨大管理压力，就“迁怒”於“所有鸭蛋”，在限制公共权利上做文章。

限制公共权利来完成管理目的，类似的做法在现实中大行其道。比如，前不久，黄山风景管理区因部分游客乱扔速食面包装袋带来环保问题，就对速食面进行封杀禁售。面对问题，不去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反而为了降低管理成本，免得自身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市场监管，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回避问题，令人遗憾。

严格说起来，全城禁售鸭蛋，封杀速食面，此类限制公共权利实施公共管理的做法，是一种自私式管理——打著保障公共安全的幌子，变相维护有关部门自身的“管理安全”和“形象安全”。“全城无鸭蛋”了，自然就不存在监管失职的问题了，有关部门这个“算盘”打得实在是“精”。可是，如此一来，将公共权利置於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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