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台湾的主张》第四章：当前对于中共的期望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第四章：当前对于中共的期望

● 展望二十年后的大陆

目前，中国大陆内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过去二十年来，快速的经济成长，与部分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文化大革命”的阴影逐渐退去。

因此，大陆同胞的物质生活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倍受压抑的精神生活也获得舒缓，令人庆幸。就这一点而言，我也要给予高度的肯定。

但是，就如同观察瞬息万变的国家情势一样，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不能只看单一事件、公开的统计资料，或一般观光客到大陆旅游的表面印象，而必须深入掌握大陆总体的情势。

大陆同胞是我们的手足。中国大陆能够富裕而且和平，绝对值得欢喜。但是，我们不能以过渡乐观的心情，作出一相情愿的期待；也不能以极端悲观的想法，作出错误的判断。我们所必须做的，是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冷静比较中国大陆和台湾发展的差异。

目前，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是否产生结构性变化的转折点。这几年来，大陆的变化虽然很激烈，但若仔细观察，却还未出现结构性的根本变化。

大陆在经济上的生产力是提升了，然而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的体制仍然没有改变。权力依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威权式的独裁也丝毫未改。而中国共产党也无意彻底改变其政治体质。

唯一改变的，是放弃了极端的政治挂帅主义，也就是说，不再为了维持政治的独裁体制，而牺牲一切的物质富裕。结果，只不过少许恢复了大陆同胞本来就具有的潜在经济力而已。

所谓的政治向左，经济向右，或是政治上讲共产主义，经济上讲市场经济的制度，基本上存在着重大矛盾。物质生活的稍加改善，固然会让人民感到一时的满足，但继之而来的种种混乱，也会益加严重，除非从根本上解决此一矛盾，否则将无法控制。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大陆经过这二十年的“量变”，现在正走向“质变”的关卡。美国等西方国家预测，中国大陆要走出这个重大的矛盾，可能要再花二十年的时间。可是，真的有此可能吗？如果真有此可能，又需要怎样的条件呢？

● 中国大陆面临转变的诸多难题

从海峡的此岸来看，中国大陆要产生质变似乎极为困难。美国估计要花二十年，但若目前的情况不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日才能达成。况且，纵然有了转变，也不代表一切都能顺利开展，只要看这十多年来俄罗斯的例子，就不难明白。

今后的中国大陆，要完成结构性的转变，究竟会面临那些难题？

第一、目前中国大陆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加以消除，则不可能完成根本的变革。例如，有因为制度矛盾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有因为民主化迟迟未开展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有不由法治而由人治所产生的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中共当局决策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超出中共当局能力之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美国为防止此种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外的混乱发生，一再透过外交的途径与经济的援助，来提高大陆内外环境的安全性。美国的努力虽不至于徒劳无功，但效果也绝对有限。

第二、当前中共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就规模而论，是史所未见。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和社会极具多样性，使问题益加复杂。

单就规模的宏大来看，中国大陆的结构性变化无疑需要长期的改革，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中共当局能够在短期内妥善处理的看法，显然不切实际。但是，由于外在环境的迅速变迁，改革的时间可以说极具紧迫性，一刻也不能迟疑。

第三、中共对外关系的问题。中共当局如果真正为大陆同胞的福祉着想，就应该避免国际摩擦，特别是应降低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否则好不容易才起步的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因此，中共当局对两岸关系的处理，应更加审慎。

● 戒急用忍，改善关系

对中国大陆的现状有此认识以后，就不难确定我们今后的政策方向。我们要了解的是，与台湾相比，大陆幅员广大，但社会封闭，政治专制。虽然民生逐渐富裕，但要普及所有人民，由于工程浩大，非短期可以达到。中共当局也经常以霸权主义的斗争心态，对我们多方威吓。

反观台湾，面积虽然不大，但经济普遍繁荣，社会逐渐开放，政治日趋民主。而我们以和平与合作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也赢得许多国家的肯定，不但提高了台湾的国际地位，也让我们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

将来，如果中共对台湾的敌意降低，同时大陆发展的不确定性也逐渐减少，我们的政策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坚持“戒急用忍”的政策。

最近几年，其他国家对中共的政策也同样把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纳入考量。我们和大陆一水相隔，交流频繁，更不能对这种深层的变化，视而不见。

事实上，台湾早已放弃“汉贼不两立”的思考模式，而改以“双嬴”的态度，希望积极改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合作，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案，例如“领导人会面”、“国际合作”、“境外航运中心”、“文化交流”、“农业合作”、“国有企业改革”等。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善意的提案，几乎都没有办法实现。因为中共当局还是用旧的“斗争”、“吃掉”的心态，面对新的两案关系，一定要把我们纳入他们所谓的“一个中国”模式，不然就指控我们“搞台独”。

结果，我们的善意加多了，中共的敌意却加深了。“双嬴”的想法不能发挥作用，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戒急用忍、行稳致远”的因应方针。

我曾向来访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提到：“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这句话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希望美国能了解并认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要陷入“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甚至推衍出台湾在“搞台独”的错误汛息，来推动对台政策。

● 明确拒绝“一国两制”

我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国家统一委员会”的闭幕致辞中，曾明确表达此一立场。这段谈话虽然篇幅稍长，但因具历史意义，仍有必要在此引用：

“我们在此郑重重申：中国要统一，但必须统一在既照顾全体中国人利益，又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而不应统一在经过实践证明失败的共产制度或所谓的‘一国两制’下。”

我们作此主张，是因为我们坚信：

“第一、共产制度或‘一国两制’的统一，不利于全中国的民主化，使大陆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遥不可及。”

“第二、只有统一在民主制度下，两岸三地的联合力量才能成为区域安定的助力。一个统一但专制、封闭的中国，必然会引起邻国不安，改变亚洲均势，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只有透过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机制及透明化的政治运作过程，增进两岸互信，并确保双方切实遵守协议，共缔双嬴新局。”

“在此我们要再一次坚定拒绝所谓‘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的本质具有暧昧性，因为看似平等的两制，实际上一为中央、一为地方，并不平等；也具有矛盾性，因为假定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共存；更缺乏民主性，因为其权力安排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与我们追求的民主统一目标背道而驰。”

● 对大陆的六项主张

因此，我再提出我们所应追求的目标：

我们进一步主张：

“第一、虽然未来的中国只有一个，但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分治的中国’。中华民国于一九一二年即已成立，一九四九年之后，虽然播迁台湾，但中共政权的管辖权从未及于台湾。台海两岸分由两个不同的政权实体统治，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

“第二、中国的再统一应该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不设时间表，视大陆地区的民主化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决定‘和平统一’的进程。”

“第三、在统一前，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人民应该拥有充分自卫的权利。这是二千一百八十万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维护台湾地区民主化成果，促进大陆民主化的必要力量。

“第四、在统一前，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人民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应该象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一样，充分享有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让两岸人民有平等的机会，为国际社会贡献心力。”

“第五、海峡两岸应扩大交流，增进两地繁荣，并以合作取代对立，以互惠化解敌意，为将来的和平统一奠定有利基础。”

“第六、海峡两岸应以彼此对等、相互尊重为原则，充分沟通，求同化异，在分治中国的现实基础上，协商并签署两岸和平协定，结束敌对状态，以促进两岸和谐，维护亚太和平。”

●“台湾经验”的真正意义

我一再强调“台湾经验”和台湾发展成就的重要性，并不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自由民主的国家。而是因为台湾在战后的半个世纪以来，逐渐发展成今天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开放的局面，这才是“台湾经验”的意义之所在。

中华民国播迁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并不富裕，也不算安定，而政治形态也可以说是威权体制。不仅有所谓的“白色恐怖”，还会发生外省人镇压本省人的事情。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台湾经济迅速起飞，社会环境日益稳定，而政治民主化也逐步落实，使总统直接选举等民主理想一一实现。

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累积了丰硕的成果。这段由台湾同胞缔造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大陆而言，应该比任何外国的经验，更具有参考的价值。

我在第一章曾提到，虽然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社会制度，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但如果我们回溯到封建制度出现以前的时代，中国人其实也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因此，我们相信，中国人可以在实现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阔步迈向民主化的道路。这一点，在台湾的发展经验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了。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的这种经验，或许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我想提醒中共当局的是，大陆现在所走的方向，本质上有着很深的矛盾，如果能仔细观察台湾发展的经验，应该就会发现问题之所在。

所谓的“台湾经验”，也就是“台湾典范”，不仅是台湾发展的成就，也应该是所有中国人共享的资产，并为将来的统一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就是“台湾经验”的真正意涵，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

因此，我们对中共当局以霸权心态强加于我们的“一国两制”论调，完全不能苟同，但对其在部分地区尝试推展基层民主的做法，则乐观启其成。

同时，我们深切盼望中共当局能以更积极的政治改革，扩大民主化的广度与深度，释放大陆同胞更大更多的智慧与能量，建设多元开放的现代化社会。

●“宁静革命”的本质

当然，与台湾相比，大陆方面的问题，既广且深，自不待言。就如我一再提到的，我们在变革前所面临的多样性、复杂性及深刻性，远不及大陆今天的困境。

但是，正因为问题愈复杂、愈深刻，决策错误的后果，也将更加严重。错误的决策不但会让内部社会陷入混乱，也可能让邻近亚洲国家面临卷入风暴的危险。

回顾台湾的改革过程，今天台湾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要归功于历届政府的远见和规划能力。当时如果错估情势，走上错误的方向，不仅无法应付当时所面临的问题，也无法奠定现在的施政基础。同时，也要感谢全民一致的体认与支持，才能让政府政策持续推动，顺利完成结构性的变革。

台湾人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已经“脱胎换骨”。从身处威权体制下的无能为力，蜕变为民主制度下的活力充沛。但是，这是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经历各个阶段的变化才达成的。不是今天突然想到，明天就能立即实现；也不是经由暴力革命，迅速产生的变革。

现在回顾台湾所经历的转型过程，虽然极具革命性，但却是在维持经济成长与社会安定的基础上逐步达成的。我们在过去十多年间完成的结构性变迁，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宁静革命”。

这场革命的起始，大致是沿着四个方面向前进。一是政治民主化，而是外交务实化，三是开展两岸关系，四是经济升级。

在“宁静革命”的四大课题中，有三项对当时的我们而言是全新的经验，那就是：民主化、务实外交与两岸关系。过去台湾将经济发展列为最重要的课题。认为只要达成经济的繁荣成长，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想法并没有错。但是，面对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大陆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我们内部的改革和对外政策的修正，就越发显得重要。

也许下一世代所面临的课题，就在于如何因应这三项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我们这一世代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处理的经验，尽量详细的记录下来。因为这不仅对台湾，也对全中国的未来具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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