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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7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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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霆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使得全国上下为之震撼。“20多岁的小伙子，17万多元钱，要用一辈子的自由为代价，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接受。”贺卫方说，但是他认为，这样的判决也无法归罪于司法人员，因为是我们的法律给出了这个判决。法律只有这死刑或无期徒刑的选择，根本没有解释的空间。
贺卫方还笑称，许霆将来出狱后也许可以进军演艺界，因为已经积聚了足够的人气。
许霆案让法学家挥拳相向
贺卫方认为，许霆被判无期肯定有问题，但不处罚也同样说不过去。第一次取钱是无心，第二次是试探，那么无论如何从第三次再在发生故障的提款机上取钱开始，就应该算是盗窃。只不过这样的盗窃，与人们意识中的盗窃又完全不一样。“这种行为构成犯罪，但不应该判无期，可是又找不到出路在哪里。”
贺卫方说，为了许霆案，法律界人士和法学专家之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而且“至今没有看到有达成共识的趋势”，甚至还有专家就在饭桌上争论到挥拳相向。而贺卫方的观点是：许霆案判5年是可以接受的，再上诉基本没有改判的希望。
许霆案留给中国司法界的思考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就是法律制度的确定性的问题。”
法律不清晰民众不安定
贺卫方说，法治社会，无论建立怎样的法律体制，前提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明确，不能让公民感觉糊涂。
“在中国香港，除非法律明令禁止的，其他都可以做；在新加坡，除非法律明确允许的，其他都别做；而在中国内地，即使法律明确允许的，也不能做。”贺卫方用一个传播甚广的玩笑来解释说。“每个地方的法律体制可能不一样，有的是规定什么允许做，有的是规定什么不允许做，而最可怕的是连是不是允许都搞不清楚。”
一审判决书缺乏说理
贺卫方说，当法律时常处于这种不清晰的状态时，人民的安全就处于不安定中。就好像“盗窃金融机构”的界定，处罚如此之重，“10年前法律的制定者有没有考虑到自动提款机的情况？我相信应该没有。因此有理由要求司法人员对立法意图作出进一步解释。可是我们看到的一审判决书，太过言简意赅，缺乏说理。”贺卫方举了香港龚如心遗产案的例子。在那件案件里，法官最后的判决书有七八百页，经过了非常复杂的论证和推理，这是对公民负责任的做法，而如果没有充分的论证，“司法就变为简单、粗暴的决策。”可是，中国内地的法官很难做到这样的说理，因为体制有束缚人的巨大力量，“说法官说理不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网上言论理性越来越少
很多人说，许霆案是媒体和舆论的胜利。贺卫方也认为，司法跟媒体和舆论之间的关系，是许霆案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点。在网络时代，舆论影响司法的事情已经很多很多，有的影响是正面的，有的却是负面的，许霆案可说是正面影响的又一个案例，但很多舆论也对司法造成了负面影响。“事实上，司法公平和媒体自由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过分追求言论自由的纯洁，就会丧失言论自由。”
事实上，随着新闻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很多司法机关对新闻媒体几乎是惧怕的态度。贺卫方说，我们的法律这么容易受到媒体影响，也说明更需要努力建立司法的独立性。
中国会不会出现判例法？
贺卫方给现场参与讲座的师生和法律界人士留下了一个思考题：许霆案后，中国有可能建立起判例法的体制吗？
贺卫方说，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判例法的体制，使法律具有了确定性，使同样的案件，一定能够得到同样的对待。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要让我们的国民不会因为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法官不同，就遭到不同的对待。
贺卫方说，许霆案给我们留下了三大问号：如何建立确定性的法律？如何让新闻舆论与司法齐头并进？如何让每一个人都处在同样的准则下？
云南“许霆”案或得重审
广州许霆案获轻判后，与许霆案类似的云南何鹏的父母亲向当地省高院递交了刑事申诉书，曲靖市政法委书记前日致电何鹏母亲，称现需要请示最高法和最高检，何鹏案或有机会再审。
何鹏的父母在许霆案宣判当日来到广州听审。得知许霆获得轻判后，4月10日上午，何鹏的母亲孟小月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何鹏的刑事申诉书，法院收下申诉书，并告诉何鹏的母亲回去等待消息。昨日，孟小月告诉记者，前日中午，曲靖市政法委书记朱家美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曲靖市中院院长和云南省高院院长都很关心她儿子的案子，“现需要请示最高法和最高检，会给何鹏案再审。”
朱家美还对孟小月说，之所以提前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她，是希望何鹏父母不要到处再去奔波，花费很多钱，可以在家中等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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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7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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