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与韩——读《围城》有感 围城, 钱钟书, 时代感, 中国, 韩寒

任无名

     近日看似废寝忘食、实则荒学怠业地读了钱钟书的《围城》，因为“废”今日的寝总有明日睡过三竿来补回，而往往早餐不吃，下午、夜里反多添了两餐，这仿佛自己与自己玩的“朝三暮四”，想来可笑。但课业着实耽误了些，也不只因看书，或说牵扯到看书一丁点儿，归根结底是自我放纵，否则也必要受好书者的鄙夷了。
     读《围城》的行动貌似很有渊源，很早便听闻其书其人，正如书中所说，看似偶然的东西都存在着必然，所以想来今日不读，以后也终有扬经奉卷那一刻。但今日的渊源却与十数年前钱先生名闻遐迩的声望无关，说到底只是为了一个更贴近的人物，韩寒。固然中国之大，空间上未必有何贴近之处，但同为八零后，时代感上便觉得亲切。说来也怪，古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的不同，因而形成差异确是理所当然了，可只因出生早晚差了几年，便被分割作“八零后”、“九零后”着实让人费解。难道社会发展真的如此之快，以至于基因五年小变、十年大变，八零与七九俨然win7与xp似的两代？不过也毋须抗议，因为人确实常有“仰古俯今”之情，小孩子未必亲近父亲，但多数缠着爷爷奶奶，一半是由于老人常有宠溺的毛病，一半倒是为了那生来对古人的追慕。就似我默默推崇着李杜、三苏，却总忽略近代除金庸外——现在也要除去钱钟书了——的大家们，并非有什么抵触，而是已作古的人、遥远的人自然而然生出一种魅力，让你有探索的欲望又无探索透彻的希望，然后好奇化成动力。况且古人留下的只有流芳的作品，各种闻、各种门——影响极恶劣如西门除外——是后人难以知道的，所以纯粹更造就了伟大。因此，人们敬仰先人，就好像对近人、后辈有了偏见，惹得近人、后辈对同样的近人、长辈也有了偏见，这也解释了为何六零、七零后对立于八零、九零后，父母、师长对立于子女、学生，同行多是冤家，我喜欢张衡胜于韩寒再胜于鲁迅。当然，在读了《围城》之后，我对钱先生的思想、文笔是心悦诚服的，从前觉得他人是长辈、书是名著，因而不愿读或说不敢读，前日偶闻韩寒文风脱胎于钱，才抑制不住试看了些，未料竟体验到了久违的手不释卷之感，才明白文学并不真是学科，名著也未必都如教科书一般的。
     读《围城》时，确实常见到《三重门》的影子，——其实这样说很不公正，更甚于说两者没有关系，但可惜我是先看了韩寒，心中先入为主，难免本末倒置，想说“见到《三重门》的本体”又觉别扭——但也看到了两者的不同之处，就是钱书更含蓄些。可能也因为描写的人群不同——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初与九零后还是有区别的——但想来钱与韩的性格也应该有异，相近的文风下，一个能感受出是个翩翩君子，另一个则是江湖侠客。都说韩寒是人民标本，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执笔为矛、不平则鸣，与各界人士鏖兵大战，他很勇猛、威武，值得敬佩；钱钟书没有这种经历，他曾受“文革”的波及，可晚年仍致力于《毛诗》英文译作，但他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他的文章小说讽刺力、幽默丝毫不下于韩寒——于《围城》可见一斑，亦令人肃然仰慕。突然想，是英雄创造时势还是时势造就英雄？设若韩寒生于1910年，钱钟书长在八零后，是两个人物互换性格呢，还是他们会颠覆了原有的时代？
     作为一个普通的、怯懦的人，我以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毕竟韩寒如今不能改变美日嚣张的事实，自然也无法脱困于二战硝烟。可再严密的逻辑也无法弥补暗地的心虚，因为我知道自己倾向于钱钟书，是出于鲁迅《热风》中的“聚众心理”，总安于藏身人群，不肯激扬率性，敢想而不敢说，遑论做了。恰在此时遇到钱先生，仿佛坠崖时抓住了自慰的稻草，终究没有意义。但至少知道敢想而写未尝不是一种佳径，这是《围城》对我的一点启发。

任无名

从前很景仰古人，因为随便从史书中翻出一个都是独挡一面的传奇，诗词歌赋、天文地理、奇门五行、兵法骑射……就如仰望夜空中的月亮，惬意地披上它的光芒，自以为也变得明亮。然而，千年前的古代也是他们的现代，我们的青春也终究要尘封于历史，关注当下，原来我们是繁星，广布天宇，也许看不出闪烁，但有一天可能发射出太阳般的光辉，何谓生不逢时？每个时代都将是赢得鲜花掌声的舞台。